陶成章等光复会领导人虽然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选举制度固然弊端百出，但他们不了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相对于封建专制统治而言，仍然较为进步。
在民生主义问题上，核心是土地问题。孙中山鉴于欧美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的现象，建议实行核定地价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民生主义问题。因此，孙中山提出：“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②孙中山希望通过核定地价的办法，来解决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后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光复会领导人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陶成章则提出：“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呢。”③颇具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
在革命策略上，双方也有较大的分歧。从兴中会创建伊始，孙中山就致力于发动会党和新军进行武装起义，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以民主之说为例，不但光复、同盟两会有分歧，而且光复会内部，彼此之间，意见也是有出入的。主要分歧，反映在光复会方面的是，光复会主张宣传革命之外，主要在于革命的力行和实践；认为用暴力取得政权后，才能实行民主政治。因此，光复会自始至终，从领导人陶成章起，深入各地，打进基层，实行武装革命，从不少懈。而同盟会员虽也重视武装革命，但领导人居国外时间多，宣传也就多于力行。光复会对这点意见较深，两者分歧点在此。”①同盟会不仅对武装起义的宣传，多于行动，而且将武装起义的地点，长期局限于华南地区。
陶成章则主张发动武装起义，进行武装斗争，但在起义的地区上，与孙中山有分歧。“尤其在辛亥革命的前夕，光复会主张不要打河口、打广州——像黄花岗起义那样，不要在边疆起兵，主张'中央革命'——就是在中央地区来一个革命。”②孙中山无论是在兴中会时期，还是同盟会时期，都将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清朝统治势力薄弱的边缘地区，主要是华南地区，集中在沿海一带，从1895年广州起义至1911年黄花岗起义，孙中山亲自组织的十次起义全部在两广、云南，而其中六次又在广东。而光复会则将起义的重心集中在中部地区。陶成章向来主张实行“中央革命”，在内地开展斗争，致力于以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为中心的武装起义。陶成章认为“现在我们的人，凡21行省内，及新疆、西藏、蒙古、满洲等地方都有的。然因中国的地方太大，所以不得不分头办事，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五省为一大部，然这五省的地面亦不是小的，所以又要分开来办理的，现在我们将这个五省的地方，分为十路，每省二路。第一，江苏省：江南路，江北路；第二，安徽省：皖南路，皖北路；第三，江西省：江左路，江右路；第四，浙江省：浙东路，浙西路；第五，福建省：八闽上路，八闽下路”③。同盟会成立前，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大都以所在的地域作为武装起义的中心，如兴中会在华南地区，华兴会在湘赣地区，光复会在江浙皖赣闽地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在湖北地区。同盟会成立以后，形成了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组织，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长江流域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而作为同盟会的领导人孙中山应集思广益，审时度势，跳出原先地域性的小圈子，从全国革命的高度来确定军事重心。毫无疑问，所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发起的武装起义，都推动了全国性的反清形势的发展。但是，很难肯定，究竟是孙中山的“华南中心论”，还是陶成章的“中央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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