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闻先生多数具体结论已滞后于今日研究格局。如《类书与诗》说：“《旧唐书·文苑传》里所收的[初唐]作家，虽有着不少的诗人，但除了崔信明的一句‘枫落吴江冷’是类书的范围所容纳不下的，其余作家的产品不干脆就是变相的类书吗？”①实际上虞世南、李百药亦有清丽可诵之作，上官仪的《入朝洛堤步月》更是一时名篇。《宫体诗的自赎》一文认为卢照邻《长安古意》末四句“有点突兀，在诗的结构上既嫌蛇足，而且这样说话，也不免暴露了自己态度的褊狭”②，如今亦是异议四起。最突出一例，是《孟浩然》文中把孟氏看作“为隐居而隐居”的纯隐士，因此讲到《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后四句：“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亦称：“然而‘羡鱼’毕竟是人情所难免的，能始终仅仅‘临渊羡鱼’而并不‘退而结网’，实在已经是难得的一贯了。”③忘了诗人写此诗投献，本身即是求进之一道。闻先生是诗人，艺术体悟能力在他的研究中也是广为人称道的一点，此书中有很多精彩例证。如《孟浩然》讲孟诗“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④《英译李太白诗》指出太白五律兼有“形式上的秾丽”和“气势上的浑璞”之长⑤。为什么同一个人的研究，竟会出现如此截然相反的两种情况？问题就出在学理框架与艺术感悟的不相统一上。换句话说，学理框架先行，制约了具体艺术感悟。闻先生文章逻辑十分严密，如《宫体诗的自赎》描绘宫体诗演变轨迹①，从齐梁的堕落，到初唐“连堕落的诚意都没有了”，到卢照邻教人“回到健全的欲望”，到刘希夷的“感情返到正常状态”，到张若虚“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其中初唐是最低谷，卢照邻与齐梁相对应，刘希夷“越过齐梁，直向汉晋人借贷灵感”，张若虚则是站在发展终端那个“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样子无懈可击的结构，掺不进一点杂质，无怪乎生生挤掉了庾信。初唐既要低于齐梁的堕落，自然只能是“堕落的诚意都没有”；卢照邻既要与齐梁对称，自然只能强调他诗里“欲望”的一面，如此看，《长安古意》末四句正是蛇足，而且这一来，又给刘希夷、张若虚继续发展预留余地；张若虚既然站在顶峰，是“最纯正的”，自然只能“冲融和易”，一片宁静②。以上文中广受反驳的几点，孤立起来看都不无偏颇，放到整个行文中却那么妥帖，我们不难窥见结论迁就框架的痕迹。在框架允许范围内，艺术感悟显得那么精辟锐利；一旦与框架抵牾，艺术感悟便多出现偏差。《唐诗杂论》诸文这种内在缺陷，几乎无处不在。即以文笔而论，闻先生文章之美，众所周知，细细体味，写得精悍腾踔，勃勃有生气。有时更用诗意的文字描摹意境，如《杜甫》一文写隐士范十的村居：“门前满是酸枣树，架上吊着碧绿的寒瓜，滃滃的白云镇天在古城上闲卧着”，取景由近及远，使人既觉秋高气爽，又领略到一份闲散情调，色彩搭配也极赏心悦目③。朱自清先生评价道：“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诗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散文如《唐诗杂论》，可惜只有五篇，那经济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简直是诗。”①以闻、朱两位先生相知之深，朱先生的评价当也体现了一部分闻先生的看法。这里“散文”或非现代文体概念，而是和“韵文”相对的一个界说。但至少在朱先生的描述中，文学性散文与学术论文未作严格区分。当时学科新规范尚未完全建立的状况，无疑给研究者张扬个性留下了更大空间，同时也带来不少弊病。闻先生的文章，为保持文气流畅，引证较少，这有其优点，能把阅读时最打动心灵的一部分感受呈现出来；但因为脱去举证的约束，又容易陷入框架先行的误区，反而限制了更全面的艺术鉴赏：两者相反而实相成。可见，如何将文笔精美与立论谨严结合起来，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在文章开头我们讲过，当时唐代文史研究避免了某几个时段领域因成为新观念、新方法的试验田而影响学科正常发展的命运。因此看到闻先生研究中学理框架与艺术感悟出现某种背离时，便不能把这一框架简单理解为先验存在的臆想。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闻先生许多具体结论已影响甚微，但经他之手建立起来的一套诗史体系，却至今仍为人所沿用。也就是说，他的研究，今天仍保持生命力的部分，恰恰是这个学理框架。由于《唐诗杂论》中《类书与诗》《宫体诗的自赎》《四杰》三篇文章相对集中地论述初唐百年诗风递嬗之迹，比较能够反映闻先生对这一段诗史的系统思考，我们即以此段研究为例稍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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