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儒学本论、广论都十篇，校录既竣，爰挈其要，贯其事而题之辞日：韩非言：“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三墨之辨，余略推论之也。八儒之学，殆亦可寻。孟氏、孙氏之儒，七篇及荀卿书是也。漆雕之儒，《儒行》为近，则儒而侠者也。《管子书·心术》《白心》《内业》诸篇，为儒之杂于道家者，其说上承《乐记》，仲良氏传《乐》，此诸篇者，非所谓仲良氏之儒乎？《汉志》儒家有《内业》十五篇，不知作者，倘即仲良氏之书也。儒有取诸法家者，莫著于《春秋》，《公羊》《毂梁》皆是，此法殷说之所由本。儒有取诸墨家者，莫著于礼，而《礼运》陈义实显，此法夏说之所由本。若子思、李克书，为说于法尤近。文质之论，亦发于《表记》。岂子思氏之儒，为杂于法家者耶？乐正子春守曾子之绪，《曾子》书十八篇及《孝经》，谅即乐正氏之儒所传。班固言：“墨家者流，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章枚叔因之，有孝经本夏法之说，应即据墨以为义也。《曾子·王言》《制言》所诠，亦属墨家明堂之事，岂乐正氏之儒，为杂于墨家者耶？《系辞》义精而言独异，正所谓子弓楚人之传。而篇中独举颜氏，庄子书亦亟称颜氏，群书言颜氏者要不远于庄书，复与《系辞》为相近，兹岂所谓颜氏之儒乎？孟子言：“杨氏为我，墨氏兼爱，子莫执中。”钱君宾四证其为《说苑》之颛孙子莫，即子张之子申详，则子张氏之儒，殆又为执中之说者也。儒有言五行灾变者，显为邹衍阴阳主运之术，徒以术数之事无关儒家宏旨，或非韩氏之所论及耶？斯则儒之流派，略可推征，要不过与百家之学相荡激，而旨以各异。至七十子后学者吴起、禽滑厘之属，其显然杂于异家者，更不胜缕数也。司马谈谓“六艺经传以千万数”，足征其文之浩博。今以二戴、董、伏、韩、贾、刘向所传传记推之，群儒之绪，毕萃于此，而诸子之义，亦隐约其间。荀究论于儒家思想发展之迹，出入异家之故，足知六经传记者诚百氏之渊海也。盖周秦之季，诸子之学，皆互为采获，以相融会。韩非集法家之成，更取道家言以为南面之术，而非固荀氏之徒也。荀之取于道法二家，事尤至显。邹生晨曦谓：“庄子书有诋訾孔氏者，为漆园之本义。《杂篇》中乃颇有推揖孔氏者，为后来之学，有取于儒家。”亦笃论耶！《吕览》、管书，汇各派于一轨，《淮南子》沿之，其旨要皆宗道家。司马迁之先黄老而后六经，亦其流也。六艺经传之事，盖亦类此，汇各家之学，而综其旨要于儒家。宗道者综诸子以断其义，纯为空言；宗儒者综诸子而备其制，益切于用。自宗儒之经术，继宗道之杂家而渐盛，遂更夺其席而代之，于是孔氏独尊于百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仲舒之说，建元之事，其偶然耶！窃尝论之，六艺之文，虽日邹鲁之故典，而篇章之盈缺，文句之异同，未必即洙泗之旧。将或出于后学者之所定也。故经与传记，辅车相依，是人汉而儒者于百家之学、六艺之文，弃驳而集其纯，益推致其说于精渺，持义已超绝于诸子，独为汉之新儒学，论且有优于孟、荀，讵先秦百氏所能抗行者哉？百川沸腾，朝宗于海，殊途之事，纳于同归，斯先汉经说者，又百家之结论也。此余本论各篇之所为作也。岂谓以周秦之卓绝，人汉乃暗淡而无辉。殆以诸子之义，既萃于经术，则经术为根底，而百氏其柯条。支义奇辞，胥就董理，诸子之于经术，倘正辩证法发展之谓欤！此则孟、荀儒者之术，入汉而为经生之业，以恢诡无方之诸子，转而为湛深纯一之经术，道之相承，固宜如此。惜先汉之学，沉晦既久，前世学者，率由东汉以推西汉，更踪迹其事于先秦。欲本何、郑之业，以寻晚周之绪，卒之困于章句，徒事琐末，或更为瑰奇，以骇俗惊世。乃未能明究周秦，以下窥西汉；探研诸子，而致之经说。以是其道窘隘，鲜所甄明。惟井研廖师著论，条然有以抉其旨要。《周官》《王制》之殊途，实为政治制度之分限，一为历史，而一则理想之所寄也。今文、古文之辨，至是如犀分水，条理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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