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转向”是二十世纪哲学的一个指标,中国哲学有很强的工夫论传统,也有颇具中国特色的身体观。本书从“身体”概念的角度探讨中国哲学,论文作者来自两岸三地,全书共十七篇,分成四个部分:(一)身体与伦理、(二)体感与体知、(三)身体与语文、(四)前瞻与反思,全面性地反思了中国身体哲学在当代的处境。相较于当代新儒家强调天道性命相通的主体性哲学,本论文集注重道德感受与伦理实践的身体依据,全书显示一种新的具体哲学的走向。
身体论述是晚近华人哲学界一个颇受瞩目的议题,这个议题的论域很广,但由于缺乏一本影响深远的经典作,也缺少由大师—经典此轴心所带来的同方向的学术社群,因此,其起点不好估量。但笼统而言,这个议题在哲学界渐成气候,当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晚期,如果我们以杜维明提出「体知」当作此学先声的话,那么,这个议题已活跃了四十年。相对于近代哲学的议题往往来自于较单一的源头,如「异化」之于黑格尔、马克斯,「正义」之于罗斯,「逻辑实证」之于罗素与维也纳学派,「语言」之于维根斯坦与海德格。「身体」的论述或来自于人类学,或来自于性别研究,或来自于欧陆哲学,其来源显然较多元。但就中国哲学研究而言,这个议题受到注意当是源自海外儒家研究者的倡导。
中国哲学的身体论述所以源自海外,有脉络可寻。如果杜维明先生发展于八○年代中的「体知」说可以当作人文学界之武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的话,晚十年出版的杨儒宾的《儒家身体观》则可以视为华人世界第一部较完整的身体观论述。由于杜先生与杨儒宾对儒家关怀甚深,与当代新儒家学者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诸先生也有或深或浅的师承,所以他们的身体论转向多少有些指标性的意义。我们如从他们共同的背景着眼,要找出他们的身体论的出发点,以及他们共同关怀的方向,或许不难找得到。他们之所以转向,根源的动机应当是来自于对新儒家强烈的道德直觉主义的补充,以及对古典儒学显着的人文化成传统之继承。
现代科学的「哲学」源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的学术革命,一九○五年废除科举是一千三百年来关键性的变革,旧学废,新学兴,制度、语汇、思考方式都不同了,其改变是全面性的。中国现代新兴学术的打造是个艰巨的工程,其工程与同一时间打造的新国家与新国民几乎同样的艰巨,学术的改革与国家的改造可以视为同一个现代化工程的不同面向。「哲学」一词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取自欧美学界,间接经由日本再转入中国的语汇。相对于中国其他学科,打造哲学的过程特显坎坷,在其他学术领域,我们很少听到「中国有没有此一学门」或者「中国X学是不是X学」之类的议题。但哲学领域有,「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这种自我否定的语言都会变为哲学议题。过去有过,现在也未曾消音,这是一个权力与学术逻辑交错难解的议题。但不管哲学界内部的争议为何,经过一个世纪来曲曲折折的演变,哲学终究还是在当代中国的学术圈落户了。实用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新儒家哲学纷纷走上哲学的历史舞台,各领风骚。在各种当令的流派当中,新儒家哲学在改造社会的使命上,不见得比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来得强;但在哲学建树上,留下来的成绩应当是最为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