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思想的历史视域》：
因此，在对文本的阅读和研究中，解读者理应认识到，这是无法任由读者自我解读的，一种约定性的和内在规定性的意义已由作为思想家的作者给出。因此，任何文本都是包含着作者在内的一种文本，这就要求解读者去思考作者为什么要撰写这一文本，他要对时代的什么问题发出声音，甚至考察作者的个性，所属的党派，以及家庭的出身。例如面对大众社会所带来的“同一性”这一相同的时代问题，出身于思想精英家庭的约翰·密尔和具有贵族血统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给出的解释与修正的方案就大相径庭。前者提倡天才的作用，后者寄托于贵族精神的复活。可以说，文本意义的解析是和确立作者作为文本的主体性地位，找寻作者的意图相关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本的意义并非无视作者的存在而仅是由读者单向度地自我析出。可以设想，如果读者不能仔细地对此做出分辨和研究，一味任性地仅靠作者字面上的表述来对文本自我解析，难免会出现流于空泛的演绎以及“误读”。
由此就涉及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可否允许人们在阅读和研究文本中出现“误读”。其实这一问题可以转换为，在文本脱离了原先的语境后，该如何进行解读。就文本而言，在它产生后就会进入流通，文本在流通的过程中自然就会和原先的语境相脱离。这一断离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在空间上，随着文本在不同国家的传播，甚至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空间上的流动和移位使得文本脱离了原来的语境；二是在时间上，即使在自己所属的民族文化空间里，文本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使文本的原初语境被剥离，甚至被遗忘。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很多人自然而然地以为，可以不顾作者的意图和原先的语境，对文本进行独立的解读。事实上，用这种方法对文本的解读难免出现“误读”。尽管我们同意“误读”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可以视作对文本意义的丰富化，或者因意义的创造性移位而获得新的内涵。但在我看来，避免误读，获得更为准确的阐释才是思想史研究的应有之意，也是析出思想家原先所表达的原创性思想是什么的基本原则。如若不能解析这一点，纵容后世的人们随意解读和阐释，用逻辑性的演绎取代历史性的阐释，那就忘却了思想家，特别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要表达的那些高远的思想，以及为解决那个时代的迫切问题而进行的思考。实际上，也正是文本的原初含义和思想家这些深切的透视和表达才成为人类思想的宝库，构成日后源源不断产生新的思想观念的源泉，或者说还原思想家在当时如何进行思考才正是进行思想史研究的价值所在。所以，进行思想的“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的研究理应就是思想史研究的特性和思想史家的基本。同样，也正是因为语境在时间和空间中被遗忘和丢失，也就格外需要思想史家进行艰苦细致的历史性研究，考察作者的思想，追踪作者的意图，复原文本的语境，获得正确的解释，从而避免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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