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认识对象中，人是最难认识的，但在所有的事物中，又只有人才能反观自身。苏格拉底早就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永久方向和课题――“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并不容易，但“认识你自己”最终又离不开“你自己”。我们可以为人能认识自己而自豪，但又不能无视人之难知而过分乐观。有时,我们似乎能说我们认识了人的一切，人人无不“曾相识”（亦可说“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但有时我们似乎又深深感到我们对人是那么一无所知，处处是解不开的“谜”，充满着陌生和隔膜，可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这样，继续去“认识你自己”，认识每一个我的你自己，仍是人类的遥远目标。但是，对人的已有认识，并非一无是处，它是我们继续认识人的出发点和潜在资源，因此，解读和理解人类认识人的已有历史，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一件多余的事，这就是所说的“温故而知新”。
对人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对人的生死的认识。这并不奇怪，人的最切己的问题就是“生与死”，除了生与死，人还有什么呢？庄子说“死生亦大矣”（《庄子•田子方》）。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也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正是这个生和死，时时牵动着人的心灵。尽管我们的生不事先经过我们的同意而有，但既有了生，我们就得谋划、设计如何生；尽管我们的死也不经过我们的许可而来临，但死无论何时最终都要来与我们照面，有一句格言说：“生命中最确定的事情是，我们都会死亡；最不确定的则是，死亡将于何时降临”（斯•格罗夫：《死亡探秘――人死后的另一种境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1页）。生对有的人来说是乐，而且乐此不疲，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抱朴子•内篇•对俗》）。但对有的人来说又是苦，所谓人生一大苦海，无生才能到彼岸，有一首诗说：“‘唉，去死吧，去吧’，奔向人人已去或必去的去处！去化为虚无，像回到已往――还未曾出生，还未曾受苦！算算有几时你心情欢畅？算算有几天你不曾烦恼？你就会明白：不管你怎样，不再活下去比活着要好”（《拜伦抒情诗七十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38页）。死在有的人那里，是一场噩梦，充满恐惧和忧伤，但在有的人那里，却成为解脱和进入天堂之门的象征。人就这样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从此岸到彼岸，又从彼岸到此岸。
生死如此与人息息相关，人不能不去认识它，东方、西方，方方皆说生和死；宗教、哲学、文学，门门都有生死论。生死又是那样奇妙无穷，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生死观。生是生，死是死，生死不一，故乐生而恶死，乐死而恶生，物之情也，如此论者不乏也；生死同门，万物为一，天之道也，故“生而不说，死而不祸”（《庄子•秋水》）、“生时不须歌，死时不须哭”（王梵志语），持此见者多有也。生者何，死者何，谁知其中真滋味，因生而知死，故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然如何因冥想死而知生？海德格尔呼唤“先行到死”。或也可说，知生以知死，知死以知生，因为生死从来都是相连的，谁也不总是在谁之先。面对生死的已有论说和见解，我愿更有说。然在此我更想与人先看看中国人的生死观。
有始就有终，有生就有死，生在时间上是有限的。面对此有限的生和必然的死，坦然自若，既不厌生，也不超死，尽伦尽职，死而后已。生命有限，但德、功、言无限，生时立德、立功、立言，死时获不朽，有此之不朽，可弥补生命之有限，这是儒家的生死态度，张载说得最好：“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正蒙•乾称篇》）。道家也承认生的有限性，然老子主长生久视，为此而讲“养生”，教以“柔弱不争”；而庄子则立足于万物一体、“通天下一气”，打破生死的界限，以生死为一，顺其物化，任其自然，生不乐，死不悲，超脱达观。沿着老子的路，与“不死”“成仙”的古老梦想和神仙方术合流，以“长生不死”“肉体飞升”为信仰，苦苦修炼，试图“逆天”，对抗自然，超越形体生命的有限性，走向无限，这是道教的生死观。沿着庄子的方向，并与儒家相融会，成为新道家、新儒学的生死观。生无生，死无死，生无乐，死仍苦，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超越轮回，使有限成为无限，这是佛教的生死观。
何以有生，何以有死，这是生死本体论，在此，中国哲人多以天道、气化解之，偶尔也求之于命，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所谓“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所谓“死生有命”（《论语•颜渊》）。气有阴阳、粗精，人分形体和精神，生则形神合，气充一身，死则形神离，气返回自然或天，所谓鬼，即归也，此种观念，中国哲人多主之。佛教主张“神不灭”，兴盛一时。民间存有鬼神世界，其符号大致为人世之延伸。
人死之后，不承认鬼神世界，然儒家重丧，送以葬礼，事以祭祀，所谓“慎终追远”（《论语•学而》），所谓“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荀子集解•礼论》俞樾语），此为孝心在死中之继续。儒家此种观念，在中国实际社会生活中影响很大，虽有墨家“节葬”之主张，以矫儒家厚葬久丧之弊，然终不可逆转儒家之影响。道家既不承认死后的世界，也不关心死事，其极致者，乃有如下之言：“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列子•杨朱》）。
人生在世，如何存在才最值得？儒家的回答是，追求道德价值，为了道德价值，宁可舍弃生命，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生要有价值，死也要死得其所。在道家那里，精神的自由是首要的，个体的生命是珍贵的，如果说儒家重群体，道家则可以说重个体，如杨朱主“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佛教一方面厌生，把生的价值虚无化，同时也以慈悲为怀，要普度众生，求共同之善。
中国的生死智慧丰富多彩，而在此的概括难免挂一漏万，不够恰当，需要正文来具体化，然正文的讨论和考察，也多有遗失，尤其详略不允。而且，希望着重提供线索，多求原典来发言，故不以充分解释见长，也不以多加发挥为务。可这又正是遗憾所在。我希望有机会重讲中国生死智慧，那将应更多地带上新的生死智慧的色彩，将应是中西会通之后的中国生死智慧。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