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它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层面，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从容应对如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方法论支撑，甚至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治国理政、化解风险、解决矛盾的各种具体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以社会矛盾分析法作为理论基础的。如果说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却不懂得掌握社会矛盾分析的方法，就好比驾驶汽车却不认识方向盘一样，根本无法正确地认识社会有机体的根本性质、内在结构、关联机制和发展趋势，也就无法准确判断我们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社会状况，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就重新落回了形而上学的传统范式之中，只能脱离了现实的历史背景而进行抽象空泛的文字游戏。对自由与制度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要在当代中国具体讨论自由与制度的辩证性关系，自然也离不开社会矛盾分析法为我们所提出的基本要求。
第一，社会矛盾分析法是把握社会性质的定性方法。人类社会在结构上繁复冗杂，历史发展在时间上浩荡漫长，且不说人在不同社会形态的历史阶段之间的生活状况和交往形式都迥然相异，即使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不同时代分期之中，人们的现实境遇和社会的制度形式也有着截然区别。那么，要研究一个具体时代的特定问题，首先就要通过社会矛盾分析法确定这个社会形态的基本性质和这个时代分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然后在有的放矢、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才能进行长周期、大视野的比较和综合。具体到自由与制度的视角，要看到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先后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次转向，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也经历了从阶级矛盾到发展矛盾的五次具体变化，全体中国人民的生存状况、交往方式、发展程度和价值观念都在最近一百年来实现了重大的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也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萌发、探索、确立、发展、完善的曲折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下、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具体矛盾中，切实探索中国人民生存发展的现实状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联性以寻求破解自由与制度问题的中国方案，这显然与一般意义上在现代性背景下泛泛讨论自由与制度问题有着本质区别。
第二，社会矛盾分析法是测算社会发展的定量分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发展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现实积累过程，社会历史的发展也不例外，人类历史既有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质变节点，也有同一社会形态、同一时代分期下的量变积累。历史发展的量变虽然尚未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性质，但这些具体的变化却对社会矛盾的此消彼长、斗争转化产生现实的作用，所以要分析具体的社会矛盾问题就必须敏锐捕捉社会发展的量变积累和向质变转化的时机。具体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取得了许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国家的综合国力、党的执政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中国的国际地位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我们解决了很多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很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特别是，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侵袭下，我们不但取得了抗疫战争的重大胜利，还高质量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给历史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虽然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在新时代发生了变化，社会生产力由水平落后转向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转向了对美好生活的全面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和完善，整个中国社会对自由的理解、实现自由的能力和坚定制度自信的决心显然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探讨并解答自由与制度问题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方式自然也要作出相应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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