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我们中国人对马克思、恩格斯还不甚了解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关注到了中国。他们写了十几篇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其中大多发表在美国的一家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只有一篇马克思的 《中国记事》发表在奥地利的 《新闻报》上。
当时的马克思居住在英国伦敦。中国、英国、 美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里，已经悄然联系在一起。之后，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经过先进知识分子广泛传播和对比选择，最终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不得不说， 这里面有一种奇妙的历史缘分。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关注了当时中国的三个问题，一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过程及潜在影响；二是中英贸易、中俄贸易问题；三是太平天国运动，以及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利用当时能够得到的有限文献，关注到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变革，并对中国的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
马克思撰写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直接的原因，可以说是谋生需要，给报纸写稿获取稿费贴补家用。他写道，“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的美国英文报纸 《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由此可见，马克思此举是为了缓解在英国流亡时的经济窘境而 “被迫营业”。
但细想，致力于以哲学改变世界的思想家，不可能只是为了生计而离开自己的理论事业，写一些与其理论无关的评论；更不可能随手摘选一些关于中国的事件评论一番，只是为了满足欧美民众对古老中国的猎奇心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一定是被纳入他们整个理论事业的总体思考中的。
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写出 《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作品，形成了系统的唯物史观，形成了系统分析人类社会、世界历史的理论观点，掌握了观察时代、洞察世界、透视历史的方法论。关于中国问题的系列文章写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形成之后，很显然，他们想要通过对中国这一具体个案的分析，进一步丰富和验证他们已经形成的、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世界历史理论。
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系列文章，不应只停留于了解中国当时的历史，以及两位国外学者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态度和观点。我们应该在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野下来阅读这些文章，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以中国为个案来论述他们的世界历史的理论观点。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些文章，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明确的选择依据，他们是从资本全球扩张必然到东方社会的视角研究中国问题。中国问题是对他们理论的一次验证，也促进了他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