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自己的思路，在考察完与生产并列的几个项目之后，应该进一步分析生产，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忽然加进来一个关于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部分。这部分看起来似乎偏离了对生产的分析，认真读起来会发现，马克思是在为如何叙述生产尤其是为如何叙述他说的研究本题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方法层面的探索。
这部分读起来是比较吃力的，而且也容易带来争议。马克思用了 “第一条道路”和 “第二条道路”的说法，还使用了 “后一种方法”的表达，自然我们也会得出还有 “前一种方法”的假设。他所说的第一条道路或前一种方法，是从人口、民族、 国家等出发，也就是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经过分析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 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实现 “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
在马克思看来，这条道路似乎是正确的，但更仔细地考察起来，则是错误的。对我们而言，从具体到抽象，看到了具体的现实，然后进行抽象的思索，这种方法不正是我们面对我们的生活进行深入思考的正确进路吗？为什么会被认为是错的呢？
马克思其实没有完全否认这条道路，指出它是经济学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而且确立了分工、货币、价值这些抽象的范畴，在经济学产生和发展进程中起过积极作用。而且，研究必须占有充分的材料，失去了现实的、具体的材料支撑，理论研究就失去了滋养和生命力，研究只有从具体出发，基于对材料的具体的分析才能得出成果。
之所以说这条道路是错误的，是因为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而如果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资本与雇佣劳动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雇佣劳动、资本这些因素，又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为前提的。人口只是关于整体的一个 “混沌的表象”，如果从人口开始建立经济学体系，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 “稀薄的抽象”、 获得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将无法揭示这个复杂整体的诸多规定性和本质。
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他称之为 “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的 “后一种方法”，“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种方法从抽象的规定出发，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回到具体，回到人口，只不过 “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马克思似乎是在很明显地谈论政治经济学的两条道路、两种方法，并且似乎又很明确地指出了前 一种方法的错误、后一种方法的科学，带来了中西方学界的广泛争论。先要说明，国内外学界把前一 种方法称为 “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后一种方法称为 “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这样的概括并不能说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只是马克思确实没有明确给这两条道路命名，也没有提出所谓的 “前一种方法”，更没有把这种方法直接说成是 “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而且他也没有把后一种方法明确称为 “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只是，马克思讲完第二条道路即 “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之后，为了防止这种方法被错误理解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他提出： “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 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可以理解为就是第二种方法，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两种方法、两条道路的概括。因为我们会发现，两者并不是平行的、并列的，反倒是接续的，是不可分割的 一个过程。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或者说科学的抽象法，应该包括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应该是一个 “具体—抽象—具体”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