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论十大关系》这一重要讲话发表于1956年，正值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之际、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是在毛泽东为党的八大召开做大量系统调査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回应和解决的课题是在“战争短时间内打不起来”的情况下，如何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六年初，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高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一九五三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已经有了三年多的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也逐步有所了解。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提到我们党的面前。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一、国际环境：战争短时间内打不起来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①国际局势趋于缓和，使中国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可能，这样一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便提到议程上来。
1.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和平的环境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对于刚刚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要想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尤为重要。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都曾强调过这一点，“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②；“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③。但是和平从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乞求来的，而是通过斗争争取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得相对和平的环境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其中有几件标志性的历史事件。
一是抗美援朝取得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战后，以雅尔塔体系的形成为标志，国际关系进入以美苏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冷战”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拒绝承认并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还对我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政策。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内战，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战争的决定，同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进而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面对美国的严重挑衅和武装入侵威胁，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历时两年多，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迫使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方面粉碎了侵略者试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的图谋，使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另一方面维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造。这使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我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奠定了我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二是日内瓦会议。朝鲜战争结束后虽然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但朝鲜问题并未解决。1954年2月，在苏联的推动下，苏、美、英、法四国外交部部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由中、苏、美、英、法及其他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出席讨论朝鲜问题的国家派代表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寻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还决定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解决印度支那问题。1954年4月，根据柏林会议上达成的协议，由中、苏、美、英、法及有关国家外交部部长参加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重要会议。会议第一阶段主要讨论朝鲜问题，由于美国代表团的破坏，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中国代表团的真诚努力赢得了不少国家代表的称赞。会议第二阶段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进行了卓越的外交斡旋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会议达成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和三个停战协定，法国从越南、老挝、柬埔寨撤军，并确认三国的民族独立地位。会议还发表了《日内瓦会议*后宣言》，印度支那问题*终和平解决。日内瓦会议使亚洲局势和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増强了我国南部边境的安全，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做出了贡献，也使我国以鲜明和独立的外交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
三是万隆会议。为了发展同新兴民族国家尤其是邻近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1954年4月，中国和印度达成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位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1954年6月，周恩来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緬甸，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立场，并把原先的“平等互惠”改成了“平等互利”。1955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占世界面积近1/4和世界人口约2/3的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共计340名代表出席的万隆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在4月19日全体会议和4月23日政治委员会议的发言中再次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①便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准确表述。周恩来还强调亚非国家在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共同基础上，需要就原则问题达成协议，这一主张赢得了绝大多数与会代表的赞同，推动了29个与会国和地区达成基本的一致，*终形成在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原则的基础上引申和发展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中国也开始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处理与邻国之间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中国与邻国的友好关系逐渐建立起来。万隆会议的成功举办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登上国际舞台，亚非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争取世界和平的独立政治力量逐渐崛起。万隆会议后，中国的周边环境大为改善，中国对邻国的影响力不断増强。
2.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虽然总体上说美苏两大阵营相互对立的“冷战”格局并没有改变，但国际局势整体上趋于缓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过努力，改善了自身的国际环境。由此，党和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和国情作出了新的判断，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①，到“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针对新的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的问题，毛泽东在1946年4月起草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中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③1950年6月，毛泽东在分析国际形势的时候再次阐明，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