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2021》：
这里的一个关键要点是对文化传统、文化根源的全面准确把握，梳理清楚“种种类型”影响要素的具体影响效力，真正讲清楚讲明白因事而异的“确切融合形式”。正如王文当中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为例所指出的，卢卡奇在走向马克思主义并最终形成自身独到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的整个进程当中，最初是受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和马克斯·韦伯思想的影响而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卢卡奇把马克思看作一个社会学家，如他后来自己回忆所说，“虽然我总是对极端主观的唯心主义怀有疑虑（既怀疑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也怀疑马赫主义），因为我不能理解，怎么能把现实的问题简单地当作内在的意识范畴，然而，这并没有导致唯物主义的结论，而是反而使我接近那些想以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方式、甚至是以神秘主义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哲学派别（文德尔班-李凯尔特、西美尔、狄尔泰），我曾是西美尔本人的学生，他的影响也使我有可能把我在这一时期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东西‘纳入’这样一种世界观”。在一战后，卢卡奇才以我们今天最熟悉的那个思想路向，即黑格尔的路向，来看待和理解马克思，并且即使在此阶段，他也不是简单复刻青年马克思从比较纯粹的青年黑格尔派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进路，而是在政治观上既受工团主义理论家索列尔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深受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考茨基、卢森堡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他“一方面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成见不断增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正是在上述“种种类型”的文化源头所进行的综合汇聚影响下才锻造成型的。
对于卢卡奇的思想发展以及《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路向的思想源流，学界在2021年也颇有一些英雄所见略同的研究成果。吴一帆、黄学胜具体剖析了卢卡奇思想进程当中新康德主义因素和阶段的独特意义，针对学界目前对卢卡奇的研究多关注于其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特质，他们的解读是釜底抽薪地指出从卢氏思想发展角度看，这一特质恰恰是他青年时期经历的一次重要思想转变，即从新康德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具体说来，卢卡奇很早就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并对此展开了批判分析，但1918年之前他是受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以及拉斯克等人的影响，在思想上亲近新康德主义，一度将对社会的救赎寄托在戏剧、小说等艺术形式中，主要围绕戏剧发展史和美学理论的探讨来寻求解救药方。其后，一战的爆发，固然摧毁了卢卡奇原先对艺术救赎道路的信仰，转而将目光转向现实政治，但由于先前受新康德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对政治问题的思考依然带有形式伦理的色彩，认为仅靠伦理的力量就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因而，当他看到俄国十月革命采用暴力方式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改造时，他既感到兴奋，又感到困惑和犹疑。《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个伦理问题》代表了当时青年卢卡奇戴着新康德主义的眼镜来看待布尔什维克主义运动的思考成果：他基于新康德主义的立场，坚持认为在任何真正重要的问题上作出的决定都必须是合乎道德的决定，而他又认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缺乏伦理基础，是伦理上的恶，这种“恶”不能产生新的和谐社会秩序之“善”。这样，卢卡奇没能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实际上也就局限在先验的唯心主义之中，以新康德主义的定言命令为其准则，没能认识到形式伦理的抽象性。
在数月之后的《策略与伦理》中，卢卡奇似乎已经完全转变，接受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立场，踏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但这一转变却实际上仍然需要从新康德主义思想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宗教救世伦理文化的影响上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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