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10-11日，16-17世纪分组再次召开会议讨论绝对主义。多布首先发言，他强调商业资本并非对生产方式全无影响，也不认为商业资本完全是寄生性的。安德鲁斯关注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双重属性，即在封建生产方式中的寄生性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助产婆”。因此，他主张区分16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在16世纪上半叶，商人发挥积极作用，尽管对都铎封建国家的影响较小；在16世纪下半叶，特别是1549年之后，商人主要发挥寄生性作用。也是在后一阶段，都铎国家意识到资产阶级的危险。皮尔斯认为“封建地租”这个术语可以指称小农缴纳的货币地租。他指出“工业资本”是指投人生产的资本，到16世纪英国只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16世纪，商人不再仅仅是买主，还是承包商，这是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的一个阶段。托尔提醒与会人员，不能过高估计16世纪农民遭受非经济强制剥削的重要性。为此，她认为应该将农民看作一个阶级，而不是个体。土地所有者仍然控制国家权力，他们能够维持进行剥削的条件。农民在国家行动中被迫将剩余价值交给统治阶级。希尔也同意，小农遭受封建剥削。希尔指出，在任何情况下，“自由”“独立”的农民的实际数量都很少，并且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中。他再次重申16世纪英国“独立”的农民并不是新的国家权力形式的基础。多布从“封建地租”与“资本主义地租”的差别中注意到马克思所说的“级差地租”与“绝对地租”的区分，他主张把男爵与骑士、子爵区分开来，因为骑士、子爵与商业资本的联系更加密切。①
针对基尔南关于都铎国家起源的论断，希尔顿予以详细回应。首先，希尔顿谈及中世纪晚期封建经济的解体，他追溯了封建利润的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统治阶级的竞争和混乱，造成的结果是土地集中到更少人之手，特别是集中到国王手中。封建经济的解体促使富农（kulak）阶级的出现，但规模很小。圈地运动虽已开始，但规模也很小。随着封建地产的集中，封建国家的权力增加。其次，希尔顿认为至少在15世纪末之前英国并未出现生产和贸易的较大发展，这种情况直到16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出现。最后，希尔顿对基尔南的“15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地理论”提出质疑。虽然希尔顿赞同15世纪英国东南部在经济上要比西北部更加发达，但他认为早在1086年《末日审判书》记录的就是这种情况。希尔顿指出都铎国家的地域联盟并不清晰，除阶级联盟之外还有其他很多影响因素，因此将玫瑰战争与1640年和1086年进行类比毫无意义。他也不认为约克家族是资产阶级革命党。希尔顿指出，问题不是约克-都铎国家（York-ist-Tutorstate）以东南部或西北部为基础，而是它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谁行使国家权力，代表谁行使国家权力？答案是封建国王，而不是资产阶级。希尔顿断言，15世纪所有的政治危机都没有资产阶级的参与，也没有使资产阶级获得权力。①
希尔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是从政治到经济，而不是相反。因此，新近揭示出来的16世纪晚期英国工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而是表明革命发生的条件成熟了。希尔同时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有巨大发展之后才发生的，而不是在此之前。因此，15世纪之前英国不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任务是推翻封建国家，其次是清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最后是鼓励资产主义生产。希尔认为基尔南关于革命阶段性的看法是错误的。1688年和1832年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往前发展的说法是正确的，正如1830年和1848年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往前发展一样。但当权力真的转换时，需要有一个节点；在英国，这个节点是1640年，而不是1485年。资产阶级革命并不像阶梯那样，是逐阶上升的。在任何时候，国家权力要么是资本主义的，要么是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亚洲、东南欧、西班牙和世界其他地方仍然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所以这个争论具有很大的政治重要性。波克罗夫斯基实际上正中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下怀，他低估了国家的作用，认为资产阶级政治是经济发展的反映，因此拒绝党和党的领导作用。波克罗夫斯基主义从根本上说是改良主义。希尔认为基尔南的观点是危险的，因为他的观点正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下怀，他们试图将资本主义的起源回溯到遥远的过去，以此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永恒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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