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猛，1975年10月生，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法国马克思主义，近期主要进行《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研究。出版著作《福柯话语理论探讨》、《历史的肉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当代解读》，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各类学术刊物发表文章数十篇。2020年度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在来在《资本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领域所做工作的一个汇集，包括发表在不同刊物上的16篇文章。在本书中，这些文章在同一个逻辑线索下被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线索就是：在《资本论》认识论研究中关注其意义论维度，并在对这一维度的深层内涵的探问中追溯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问题。作者试图以此方式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个在当代语境中彰显其独特思想意蕴和理论价值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整体。

　　通过马克思此处对于“理解”一词的使用，我们甚至已经可以看出马克思走出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的端倪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于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开始走向唯物主义的——这种唯物主义的目标不是重建“自然实体”，而是回到使事物得以可能显现的具体的历史性情境。
　　如果这样来理解在马克思那里与“辩证法”相联系的“理解”的话，其真正含义就是对于使对象之显现得以可能的具体的历史性情境的揭示。而作为“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的辩证法，就是对于使“现存事物”得以可能的历史性情境的否定性揭示，这种否定性揭示意味着，对于现存事物的历史性前提的揭示将触及该种现存事物的存在之被否定的界限。由于马克思所理解的“否定”已不再仅仅是事物的规定性之否定（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表达，就是“事物的否定”或“属性的否定”），更是特定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性否定，也即作为资本主义的条件的“无限性”之打破私有制给定的樊笼而自身得以显现（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拙文“马克思的'否定，概念”，此处从略），对于马克思来说，“辩证法”这个具有历史性的概念，就既非指对经验事物的变易性的认识，也并非指对于某事物的连续性变化的规律的认识，或这种连续性变化的规律本身，而是指对于资本主义时代的上述特定否定性的揭示。
　　而这一揭示的展开过程，就是《资本论》的“辩证方法”。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否定正是马克思借助其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所论及的“研究方法”而获得的成果的话，那么对这一成果的呈现就要借助于某种特定的“表达方式”了。
　　关于这种“表达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未较多着墨。马克思是有道理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事实上已经对这种方法做出过清晰的说明①。一般认为，这种方法的要点在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种理解事实上没有将马克思的方法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以及黑格尔的方法区分开。当马克思说“具体总体总是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②时，他实际上在意义论的层面上既把自己与黑格尔的方法区分开来，又把自己同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区分开来：所谓思维具体，既不是作为“主体”的思维的自我运动的结果，也不是在直观中加工表象而获得的以“共相”为基本内涵的概念，而是随着概念的产生而同时出现、但又不包含在概念之中的整体性内容，我们可以借用弗雷格的表达，将这种内容称为“概念的给出方式”，这种给出方式尽管是在思维进程中给出的，但在存在性上来说又并不属于思维领域。因此，尽管马克思不否认这种整体性内容是思维的产物，但他同时强调，这是一种特定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③这种“整体”，正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所说的被“适当地叙述出来”的“现实的运动”④，也即被“理解”为必将灭亡的“现存状况”。
　　既然这种“整体”或“思维具体”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那么如果我们要获得这种思维具体，最直接的途径自然就是通过对于概念的批判性分析。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些概念首先是指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使用的抽象概念。因而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要旨在于，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揭示使这种抽象概念得以成立的历史性前提。
　　这种方法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抽象概念”才能将“一切”相关关系纳入自身之内。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所使用的概念固然可以是“抽象”概念，但其“抽象性”乃是一个历史性维度，也就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和使用这种“抽象概念”。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并不适用于一切时代，而是只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批判有效。
　　于是与《资本论》中的辩证方法相联系的“物质的东西”和“观念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就清楚了：所谓“观念的东西”，就是马克思所面对并要与之进行对话的“现存的”观念，如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观念，而所谓“物质的东西”，就是使得这些观念对象能够建立起来的历史性前提。后者进入观念，并在观念中得到改造，这就意味着，具体的历史性前提总是以不在场的方式在场。
　　这样，《资本论》的辩证方法，就不是不断构造“正题、反题和合题”的思辨过程，而是不断从被给定的（或“现存的”）政治经济学抽象观念深入具体的历史性境遇并揭示其界限的过程。这种辩证方法显然已不是黑格尔《逻辑学》中运用的辩证方法，如果说后者的基本特征在于通过对对象的“规定性”的建构和解构进行连续分析而不断获得推动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动力的话，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并不围绕“规定性”的建构和解构展开，而是着力于给定对象（如使用价值、价值、货币、资本，等等）之给出方式的历史性前提分析，而这一分析的界限就是具体历史性境遇的瓦解与重构。

导论  何谓《资本论》中的认识论问题？

 

上编 《资本论》中的认识论问题

 

一、 对《资本论》意义论维度的初步探索

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一个现象学的分析

《资本论》对启蒙话语的解构：以“平等”为例

走向一种《资本论》的形式语法学

《资本论》中的“对象性”概念及其语义学意义

 

二、 从意义认识论角度重新理解《资本论》

阿尔都塞《资本论》解读的困境及其意义论根源

重提这个问题：何谓《资本论》的“辩证方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认识论变革

反映论是《资本论》的认识论基础吗？

 

三、《资本论》意义认识论视野下的形式分析方法及其运用

价值形式分析与平等问题

价值形式：商品拜物教的理论定位

重思《资本论》中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问题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石吗？——从形式分析的视角看

 

下编  在意义认识论视野下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

 

四、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前史”

“自我意识”的意义论内蕴: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视野

青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的哲学基础

 

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与认识论问题

费尔巴哈的空间原则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认识论问题：视野与局限

 

六、在意义论视野下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诸理论支点

杜威“经验”概念与马克思“实践”概念之比较

论马克思的“否定”概念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