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尖锐地指出当前日本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生育率下跌、老龄化加剧背后的原因。
★本书援引高盛日本战略分析师的术语“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指出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度将改善日本的社会经济现状；加之就读大学的女性增多，日本女性正在争取她们在前几十年无法想象的角色。
★本书作者是英国《经济学人》前主编比尔▪艾默特，书中囊括截至2020年的z新数据，对日本乃至全球的近期劳动力和人口数据进行了汇报，并由此做出具有时效性的预测。
★本书的21位受访者包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前横滨市市长林文子、戛纳电影节获奖导演河濑直美、著名抽象派艺术家筱田桃红等。她们谈论了在职业中遭遇的困难，提出她们对女性身份和影响力的见解、对社会环境变化的看法和对未来的期待。她们的讲述不乏真知灼见和温暖的社会关怀，为职场文化的改善提供了引人深思的洞见。
★作者艾默特为日本的经济和生育率改善建言12条，包括取消婚姻税、将儿童保育的公共开支翻番、减少大学招生中的性别偏见等。
（第一章）
2019年，德仁天皇即位，日本从平成时代进入了令和时代。并不能说这个国家从胜利走向了灾难——尽管一路上也有灾难和几乎酿成灾难的大事发生——更准确地说，它是从出色的经济表现走向了某种稳定的平庸。如日本有七万多名百岁老人这一事实所暗示，日本已经明显变老，并且在许多方面是全世界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先行者。日本尽管持续忧虑着其教育体系是否本末倒置，但在经合组织的标准化测试排名中仍然名列前茅，而且正如图1.14所示，该国50%—60%的青年男性和女性都能入读大学课程。
然而，日本也是一个劳动力市场分化严重的国家，这产生了有害的结果：实际收入持续低迷，从而抑制了家庭消费和储蓄，恶化了婚姻和家庭成形的条件；人力资本的发展和利用情况衰退，因为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受雇于岗位要求低于其教育和技能水平的工作，没有像他们（主要是男性）的前辈那样享有企业内部的培训和发展机会。生产力的增速急剧下降，尤其因为生产力最高和最低的企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这种差距并没有因为公司收购或破产而得到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增加了，虽然没有像美国那么严重，但还是增加了。结果是，这样一个有能力实现而且可以说本应实现高工资、高质量生活的地方，位于技术前沿或接近技术前沿的地方，即位于亚洲的加大版的瑞士，却在步入令和时代时，成了一个低工资甚至是高度贫困的社会，这着实让人惊讶。人们在东京市中心的街头闲逛时，情况看起来不是这样；但问题确实存在。
与此同时，进入令和时代的日本也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女性”（female）的国家。显然，这并不是说女性比过去多了，而是由于人口减少，以及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接受大学教育的女性人数激增，女性正在积极争取她们在前几十年几乎无法想象的角色。无论男性是否高兴（在这个仍然厌恶女性的社会中，许多男人并不愿意见到此情此景），日本注定会有一个女性参与度更高的未来（a far more female future），区别只在于，日本是否愿意拥抱这一未来，并充分利用其中的潜力。
（第六章）
她在2009年首次当选为市长后的前两届任期内，最大和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推动横滨市清零了儿童保育的等候名单。在这方面，横滨是令邻近的东京和许多其他城市羡慕的。林市长说，起初，市政府官员不愿意接受零候补名单的目标，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如果日托供应增加，需求也会增加，这意味着他们将追逐一个难以捉摸的、不断移动的目标。在汽车销售业务中习惯于朝着目标工作的林文子，坚持并最终实现了她的想法。
由于我们的谈话是从儿童保育开始的，我便问林女士，在她的工作范围内还有什么是关于改善女性的职场和社会作用的。她列举了三个主要方面。首先，她说，妇女“需要榜样，而这样的榜样很难找到”。因此，横滨市组织了一系列会议，邀请成功的女性专业人士出场，并鼓励女性建立她们自己的人脉网络。
其次，该市一直在“培养女企业家”，为新成立的公司提供共享办公空间，并有顾问提供建议，提供低息贷款和设施，让企业家可以检验其想法，甚至是她们的产品模型。她说，在这种鼓励措施之下，该市“有221名女企业家在六年时间里开始创业”。该市最近对这些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80%仍在经营。
最后她赞许地说，现在横滨的许多公司都在为员工提供管理和提升多样化的培训。她是在对手政党（当时的日本民主党）的执政下当选的，但她还是积极评价了安倍政府自2012年以来为提高女性的劳动力地位所做出的努力。她自己的管理理念与安倍政府鼓励男女工作方式改革和不鼓励加班的倡导特别契合。
1965年，林文子高中毕业后就直接参加工作了：她既没有读短期大学也没有读本科。起初，她在东丽株式会社、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和其他公司担任助理，然后于1977年加入本田横滨汽车公司。在那里，她在第一年结束时就成为公司的顶级销售人员，这让她的男同事感到惊讶。她在松下工作时遇到了她后来的丈夫，他们育有一女。当她后来被邀请担任宝马日本公司的总裁时，她征询了他的意见，因为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胜任这份工作。“接受吧！”他说，“为什么不呢？”
我问：在那时候的汽车行业，能真正做到工作和生活保持平衡吗？她说，根本不可能。她说，当她成为一名经理时，“我确定，这真的完全取决于领导。因此，当我自己当领导时，我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以便能够较早下班，树立一个榜样”。作为经理和后来的公司总裁，她说她“不断提醒员工，不必太辛苦，如无必要不用加班”。我对他们说：“早点回家吧。”
她在横滨市政府延续了这一风格：“我告诉加班的人：‘这里不是你的家，你不能未经允许就使用这里的电和办公设备。’” 她的印象是，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相比，这些工作方式的问题对非管理层的女性来说已经好得多了，她们现在可以“从事足够灵活的工作，以适应她们的生活方式”，但这个问题“对管理层的女性来说还没有解决”。在她看来，加班的压力仍然是个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