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泉

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原《生活月刊》主编，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2008年、2010年、2013年“亚洲卓越新闻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城殇：晚清民国十六城记》《中华文明访谈录》《敦煌：众人受到召唤》（合著）等，纪录片《辛亥》撰稿，《五大道》和《大上海》总撰稿，多次获得“金鹰奖”“星光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和“中国纪录片年度作品”等奖项。

《荒野上的大师》讲述的是1920年代中国考古初创的故事。作者以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营造学社四大机构的发展为主线，描绘了中国考古的诞生经过。这四大机构走出了诸多考古名家，（李济、赵元任、吴宓、贾兰坡、夏鼐、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等），作者以细腻感性的笔法，讲述了他们在考古现场和学术书斋中的工作与贡献，突出了他们在逆境中开辟新天地的勇气和毅力，表现了他们在内忧外患之际凭热血和专业为国效力的事迹。《荒野上的大师》还描绘了当时的诸多重大发现，这些发现让中国在世界考古舞台上有了话语权。值此中国考古百年，《荒野上的大师》意在重温先行者的精神和品德，希冀今人再创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

第四章  何处是归程

向南方

与佛光寺的长老道别时，梁思成承诺，一定会向政府申请基金，来年修缮寺庙。他们又在五台山中游荡了几天，但并没有发现更多重要的建筑遗迹，于是辗转离开山区。1937年7月15日，他们见到了从太原运来的报纸。因为发洪水，报纸投递耽搁了。躺在行军床上阅读过期的报纸，他们才得知，日军已经在八天前开战，全面抗战爆发了，而他们身在山中，浑然未觉。

刘敦桢也在外地考察，战争爆发后，才从中原匆匆赶回北平。一个月后，他们栖身的城市也沦陷了。中国营造学社被迫南迁，六十六岁的朱启钤送走他们，自己选择留守故都。未来的七年里，他将一次次装病，被迫搬迁，拒绝与日伪合作；他还将指导留下来的旧日职员，在艰难的环境里，为远在南方的梁思成、刘敦桢等人提供支持，抢救、整理、寄送研究资料。

被朱启钤寄予厚望的这些年轻人，将迎来另一种叵测的命运。林徽因回忆，他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才终于取道天津抵达长沙。但长沙也非久留之地，他们被日军追袭，继续南下。路上，林徽因生了肺炎，这病症困扰着她的整个后半生。所幸，有过多年田野考察经验，她和梁思成配合默契，能快速打包行李，带着年幼的儿女，随时动身。他们还随身带着一小盒酒精棉，每次吃饭前取出一点，给碗筷消毒。这一幕，让九岁的女儿梁再冰难以忘怀。她从未想象过常在客厅里笑语盈盈的母亲，面对如此艰苦的环境，竟这样从容干练。

人在湖南，刘敦桢决定顺路回故乡探亲。渡船异常颠簸，风浪很疾，樵夫的歌声与纤夫的号子声此起彼伏，他却独坐在船上读书，对两岸的风光与险滩均视而不见。战火搁浅了他的研究与调查计划，他也只能依靠这点滴努力，来弥补人生的遗憾。

他无法容忍自己停下脚步，回到新宁没多久，就开始考察附近的民居、宗祠和廊桥。他深信这些田野考察同样拥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的故乡位于湖南西南部，地理位置偏僻，不容易受到外来影响，因此，一些古老的营造方法应该也没有被完全遗忘。他对山涧之间、平原之上隐约出现的廊桥尤其感兴趣，测绘了故乡的江口桥，并在几年后写下《中国之廊桥》，分析总结中国古代桥梁的嬗变。这是一次意外的收获，尽管背后代价惨重。

抵达昆明后，中国营造学社又被迫从城内的循津街迁往郊外的麦地村兴国庵。生活愈发困苦，他们却依然好奇地打量着周遭的一切，寻找新的研究方向。

多年以来，中国营造学社的考察与研究其实一直存在一大盲区。梁思成、刘敦桢等人更关注宫廷建筑和佛教建筑，对民居不够重视，刘致平却希望为这种“用最少的钱造出很合用又很美观的富有地方性的建筑艺术”正名。他钦佩民居背后体现的民间智慧，匠人们“只是老老实实地用最经济的方法，极灵活简洁的手法造出很美好的住宅，它那优美生动的式样是很可爱的，而且是各地不同，花样百出，美不胜收的”。

他在昆明寓居的房子，是云南中部典型的四合院建筑—“一颗印”，顾名思义，它的外观如同印章，两层住宅环绕着天井，有三间正房，左右各有两间耳房，即所谓“三间四耳”。刘致平对这座房子进行了测绘和研究，并在几年后完成了《云南一颗印》。后来，他又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深入下去，在四川各地考察了二百多座民居建筑，测绘了其中六十多座，它们成为他写作《四川住宅建筑》的基本素材，终于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战火蔓延，他们却从未稍忘学人的本分，甚至比从前更加迫切地考察、研究。他们无力扭转战局，改变时代，却也习惯了苦中作乐，随遇而安。

苦难催人肝肠，但也能砺人心志。

悬崖上的佛国

1939年秋天，热闹的兴国庵突然安静下来，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等人从昆明出发，前往四川与西康考察古建筑。兴国庵里，只剩下母亲们陪伴着孩子们，后来，刘敦桢的儿子刘叙杰自嘲道，“这倒也符合尼寺的清规”。

悬崖下面，汹涌的江流不断变化着名称—长江、青衣江、岷江、嘉陵江……水随山势，莽林无边。它们看起来并无二致，只有路在脚下不断延展。

从1939年9月到1940年2月，他们从秋天一直走到春天。抗战流亡，却也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机会，审视西南地区的建筑遗存。那些散落在山野之间的古迹，在仿若旷古的黑暗里等待着他们。

西南考察是北方之旅的延续。四川保存下来的木构建筑以明清两代为主，七曲山大庙建筑群中的盘陀殿兴建于元代，已属罕例。这些不同形制的木构建筑和壁画，拥有明显的西南地域文化特征，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素材和启迪。

四川的佛国，更让梁思成发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世界。

东方建筑，木构之间，大美无言，顽石之中，亦有苍凉。他在北方踏勘过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对四川一带的摩崖石刻则所知甚少，不过，早年在东北大学任教时，他还是颇有些神往地对学生们说：“摩崖造像，除北数省外，四川现存颇多。广元县千佛崖，前临嘉陵江，悬崖凿龛，造像甚多。多数为开元天宝以后造。”

时隔九年，他终于在大江荒山之上，亲眼看见了散落在四川深山之中的汉阙、崖墓和摩崖石刻。多年后，他将在《中国建筑史》中继续回顾这一幕：“四川多处摩崖，则有雕西方阿弥陀净土变相，以楼阁殿宇为背景者，如夹江县千佛崖，大足县北崖佛湾，乐山县龙泓寺千佛崖皆其例也。”

星星点点的石窟，是佛祖散落在大地上的足迹。它们从长安入蜀地，沿着金牛道，一路蔓延。“安史之乱”以后，中原地区再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石窟造像，星星之火却在四川燎原。

但时代正遭遇巨变，曾被视为不朽的石头同样难逃一劫。梁思成抵达广元时，千佛崖几乎面临灭顶之灾。1935年修建川陕公路，大半造像被毁。梁思成百感交集地写道：“千佛崖在县治北十里，嘉陵江东岸，大小四百龛，延绵里许，莲宫绀髻，辉濯岩扉，至为壮观。唯近岁兴筑川陕公路，较低之龛，剞削多处，千载名迹，毁于一旦，令人痛惜无已。”。

其实，外国学者们早就踏勘过四川的摩崖造像。19世纪初，柏石曼、谢阁兰（Victor Segalen）和伊东忠太都曾造访四川，不过，谢阁兰认为，四川的造像艺术价值不高，“只能供宗教之证明，而其造像不足以供审美者之鉴赏也”。

然而，梁思成一行关注的不只是造像优美与否，佛国之中，其实别有洞天。在这些佛龛中，他惊喜地发现了一些关于古建筑的线索。夹江千佛岩99窟、128窟、137窟的背景是三座楼阁，中间通过阁道连接，佛像两旁有佛塔和经幢，128窟呈现的更是典型的唐代密檐式塔造型……它们都为他研究《营造法式》提供了直观的证据。日后，他将兴奋地揭示这一点：“龙门唐代石窟之雕凿者，对于建筑似毫不注意，故诸窟龛鲜有建筑意识之表现。然在四川多处摩崖，则有雕西方阿弥陀净土变相，以楼阁殿宇为背景者，如夹江县千佛崖，大足县北崖佛湾，乐山县龙泓寺千佛崖皆其例也。”

1940年春天，风尘仆仆的父亲们终于回到昆明。他们在半年里考察了四川和西康的三十一个市、县，一百零七个重要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守候在兴国庵的母亲们和孩子们早早地等在村口，梁思成从人力车上跳下来，立刻与林徽因拥抱在一起。这一幕，让习惯了农村生活的孩子们目瞪口呆。

百感交集的梁思成还在期待下一次考察，却并不知道，四川之行，竟是中国营造学社主要成员最后一次结伴长途跋涉考察古建筑。

一个时代行将落幕。

推荐序  不可磨灭的足迹

前言  大发现的时代

地质调查所·书生担斧入山

第一章 李希霍芬的“偏见”

第二章 先行者

第三章 “难稽”的洪荒

第四章 生死之际

第五章 最后的眷顾

清华国学研究院·告别乌托邦

第一章 际会

第二章 新思潮

第三章 纸上与地下

第四章 云散

第五章 欲祭疑君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重新发现中国

第一章 麦田里的故都

第二章 殊途同归

第三章 凿破鸿蒙

第四章 关山歧路

第五章 抉择

中国营造学社·被遗忘的“长征”

第一章 破译“天书”

第二章 河北：万里之行的序章

第三章 山西：木构的温床

第四章 何处是归程

第五章 李庄：沙漠中的金鱼

第六章 寻求新“意义”

结语  走出书斋以后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