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个俄国人在巴黎（节选）
亚历山大·科耶夫是20世纪最杰出、最难以把握、涉猎面最广的思想家之一。从1933年起直到1939年，他在巴黎的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开设了一系列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讲座，这对整整一个世代的法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听众包括了安德烈·布勒东 、乔治·巴塔耶、亨利·柯宾 、雅克·拉康以及莫里斯·梅洛—庞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耶夫的学生雷蒙·格诺 将这些讲座的内容付梓出版，从而造就了一部研究《精神现象学》的经典之作。该书将黑格尔的研究者们进行了划分，一方面根据的是讲座中提及的黑格尔的内容，另一方面根据的是这样一个看法：这些研究者不过是些注释家。当代的黑格尔研究者，例如罗伯特·皮平 ，认为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读具有一定的倾向性，而他的同事迈克尔·福斯特 则持一种近乎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读在其自身范围内基本上是合理的。不管最终的结论如何，几乎没有哪位学者把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评论看作“字面上的”解读，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从马丁·海德格尔到卡尔·马克思等人的影响，在这些影响下，科耶夫的思想得以形成。
奇怪的是，对科耶夫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俄罗斯的文学、神学和哲学传统被习惯性地无视了，而科耶夫恰恰是在其中成长起来的。这样的疏漏是极为反常的，因为亚历山大·科耶夫本名亚历山大·弗拉基米尔诺维奇·卡兹夫尼科夫 ，1902年生于莫斯科。他属于充满活力的一代，这代人中有大批俄国艺术家、作家、音乐家、诗人、神学家和思想家。实际上，本书的书名就来自一幅油画，其作者卡西米尔·马列维奇 是那个时代杰出的艺术革新者，他描绘了一个圆形的黑色块，这幅画为科耶夫思想的关键特征，即个体性的最终灭绝提供了一个视觉上颇具诱惑力的形象说明。这一代人的鼎盛时期是在20世纪最初的25年里，但俄国革命后的最初岁月中充满了动荡，这种动荡也导致了这一代人中若干重要人物不应有的默默无闻。尽管如此，公平地说，这样的疏漏是西方世界对俄罗斯智慧遗产的丰富性、原创性和复杂性的无视的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
本书的目的就是纠正这种疏漏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对这一代人中更具冲击力的知识分子之一的忽视，与此同时，进一步指出科耶夫不仅仅是黑格尔的评注家，而且──有些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本身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思想家，值得我们重视。科耶夫留下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其中大部分在生前并未出版，它们充分展示了科耶夫的博学多才：多达数千页的关于黑格尔和其他哲学家的手稿，一部关于量子力学的颇具前瞻性的书稿，关于“无穷”问题和无神论的研究稿件也有一本书的厚度，此外还有关于大乘佛教的“中论”传统的短篇著作（为此他专门学习了梵文、古藏语和中文）。就最典型的俄罗斯传统而言，科耶夫表现得像一个极不正统、玩世不恭的思想家，他在评注黑格尔时，将俄罗斯特有的对终结于自我—克服（或自我—放弃）之中的历史的关注，编织进了这位徒具普世情怀外表的哲学家的思想中。科耶夫精心打造的这副古怪的面具──如其所言，他之所以拒绝出版自己的著作是因为他不想过于严肃地看待自己──反映的是他对欧洲文化范式的缺乏兴趣和颠覆态度，这一点扩展到了他对欧洲文明中最重要的一分子的评注当中。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处理科耶夫思想中的某个特殊的方面。就像科耶夫本人所做的那样，本书也包含了明显的跨学科性质、对思想史进行的融合、对文本的内在分析以及哲学的思辨。将这三部分维系在一起的主线是一种关于人生的正确目标的独特的思辨形式，它最初的表现，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发生的，关于什么才是人类的真正解放的一场论争。
在对每个部分进行进一步的简介之前，我想先概括地介绍一下这位极不寻常的人物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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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耶夫的人生可谓传奇式的，终其一生所表现出的令人着迷的、持续的不一致性，几乎无法被隐藏起来。1968年6月4日，科耶夫突然去世，他当时正在布鲁塞尔的一次会议上做演讲。会议的组织者正是他花大力气建立和扶植起来的欧洲共同市场。66年前，他诞生于莫斯科一个属于上层资产阶级的富裕家庭。他的伯父是著名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年轻的科耶夫与之有书信往还。与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其他人一样，科耶夫体面的俄罗斯式生活在革命到来时终结了，尽管他直到1920年才离开苏联。他是在极其狼狈的情况下离开的，跟他一起逃亡的还有一位朋友，两人途经波兰到达了德国。他在德国一直待到1926年，除了柏林之外，也曾寓居海德堡。在此期间，他靠着设法偷带出来的贵重物品进行投资获益，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与此同时，他还孜孜不倦地投入学习当中，涉猎的范围惊人地广泛：从康德到佛教、吠檀多和其他宗教，还学习了远东的语言。1926年，他最终在海德堡大学的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以有关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大量研究而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同年，他移居巴黎，并继续自己对东方思想的学习，同时还攻读数学和量子力学。1929年股市的崩盘毁了他的生活，他不得不竭力寻找收入以维持生计。命运最终发生了一次显著的转折，1933年，另一位俄罗斯流亡者亚历山大·柯瓦雷邀请他代自己执掌高等实践研究院的关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的教席，为期一年。当然，这一讲座一直持续到了1939年，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听众。科耶夫由此变成了传奇。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次改变了他的生活。他被法国陆军征召，但发现无事可做。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之后，他逃到了马赛，在那里一直住到战争结束。尽管后人的记载各异，但他似乎是法兰西抵抗阵线的活跃分子，而且或许也曾为苏联情报机关效命。
战后，他以往的学生罗贝尔·马若兰邀请他加入对外经济关系指导委员会担任“顾问”。从此之后，科耶夫似乎在战后的法国政府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帮助制定经济政策，促进了共同市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建立，并且支持第三世界的发展。坊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比如他对法国国策制定的影响、对从煤炭和钢铁协定到1957年欧共体的产生的影响；他所处的位置极不寻常，被人们看作令人敬畏的、神秘莫测的灰衣主教，他跟贝尔纳·克拉皮耶和奥利维耶·沃尔姆斯一起，主宰了法国的经济政策超过十年之久。
很多人都认为，科耶夫极具吸引力，有着神秘莫测、魅力四射的人格，风趣幽默、豁达大度。例如，雷蒙·阿隆就认为科耶夫是他遇到的最为奇特的人物（他将科耶夫与让—保罗·萨特以及其他杰出人物进行了公开的比较）。乔治·巴塔耶在一封措辞华丽的书信中确证了这一印象。此外，科耶夫也是拉康经常尊称为“我的老师”的唯一一个人。在上述事例之外还有其他许多类似的事例都表明，学生们一直受惠于这位非凡的导师，正是后者在六年里精益求精的讲座，给了人们一种关于黑格尔的耳目一新的解读。针对人类解放的现代计划，他指出了其中的基本问题，宣称历史已经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