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作为兼职（客座）研究员受聘于复旦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国内外高校。担任Asian Economic Papers (MIT出版社)编辑和《世界经济》等期刊编委。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劳动经济学。近年来的研究主要是对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进行评估，并为城市可持续发展，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来自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战略思考。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研究院，原经济学院执行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社会兼职是，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近年来，关注创业创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现代产业体系等领域的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会计系主任。入选财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等人才计划。兼任教育部会计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高等工科院校分会候任会长、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教育分会常务理事、《当代会计评论》执行主编、《中国会计评论》特邀编委等学术职务。长期从事中国资本市场会计与公司治理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成果发表于国内外期刊，被国内外同行广泛引用，出版《中国式资本市场、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价值投资者的财报分析》等著作。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新市民产业与创新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人口流动和城市劳动力市场。近年来研究兴趣聚焦于制造业灵活用工劳动力市场和流动人口市民化相关问题。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交通、交流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城市群与都市圈，大数据开发。近年来的研究聚焦在“大城市病”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大数据视野下的都市圈、城市群和县城发展研究。
 

前言
或许中国今天正在进入一个“强城时代”。 从全国来看，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并不是说中国经济已经完全实现了高质量发展，而是说在前几十年快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有一些增长主要是数量扩张型的增长，但是增长的质量还有待提高。
在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有赖于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应该如何理解高质量呢？它既反映在单个城市的资源有效利用上，又反映在不同城市之间形成一个相互分工、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上。
关于城市的研究也要做到高质量发展，用数据来说话。于是我们萌发了一个想法，用一系列的数据和指数来评价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状态。
回顾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道路，并展望未来，我们想说： 在前一阶段，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想把自己做大，不断地加大投资，建设新城和工业园。但其实大的城市并不一定强，小的城市如果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也不一定弱。未来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应是大城市要做强，小城市也不要简单地通过做大来逞强。
希望我们所传递的这样一个思想，能够给所有关心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读者，尤其是关心地方经济发展的朋友们一些启发。对普通读者来说，人生三件大事——就业、置业和投资，最重要的就是在城市之间做出选择。

第一章新发展格局下的城市
在“十四五”期间，中国有很大可能在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这一指标上成为高收入国家。但与此同时，经济结构上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现象，仍然制约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必须从系统性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格局，从而为下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体制性和结构性的活力。
当今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都是以城市群和中心城市作为主要空间载体的。在中国，人口正在向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周围集中（陆铭，2022）。这个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进程，涉及几组重要的关系，包括发展与平衡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关系、都市圈内部的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每一个个体，每个地方的政府，都在这几组关系之中进行决策。
本书主要用数据（包括大数据）手段来展现城市发展的格局及其规律。在此之前，我们先从理论上讲一讲规律背后的逻辑。
发展与平衡的关系
2019 年 8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要在发展中营造平衡。可以说，在涉及城乡和区域发展的所有问题中，发展与平衡的关系是统领性的，遭受的误解也最多。
发展和平衡是可以实现共赢的。由于现代经济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与此同时，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少数地区集中所造成的拥堵和污染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理，因此，经济和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中，从小城市向大城市周围的都市圈集中，成了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此过程中，平衡应着眼于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在人均 GDP、人均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方面的均等化，而人口的自由流动则能保证这种均等化，达到一种 “空间均衡”状态。虽然最终人均GDP在城乡间和地区间未必能达到绝对均等，但是考虑到在相对发达地区的生活成本更高，因此能够实现城乡间和地区间人均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均等化。这就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模式，也是“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的道路（陆铭，2022）。
在新的发展格局之下，“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的实现需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传统的农业经济和计划经济思维总是将现代经济的集聚特征理解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实际上，传统思维下的“平衡”追求的仅仅是经济和人口的均匀分布，甚至将集聚效应表述为带有感情色彩的“虹吸效应”。于是，这就造成了集聚和平衡之间的矛盾，甚至被人们认为市场经济之下实现的经济集聚仅仅能够实现经济效率（而忽视了平等，催生了效率与平等的矛盾）。由此人们又进一步认为，在政策上应该动用行政手段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从而又导致了市场与政府的矛盾。
中国当代行政管理体制之下的部分政府行为模式也在阻碍发展和平衡的共赢。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以最大化本地的招商引资、GDP增长和税收为目标，因此与经济向少数地区的集聚天然是矛盾的。在人口流入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主要由地方财政来支持，因此人口流入地地方政府缺乏为外来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激励。与此同时，一段时间以来，在人口流出地建设了大量的工业园和新城等基础设施，事后出现大量闲置，投资回报低下，这又转化为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巨额的负债。
为了实现发展和平衡的共赢，需要通过经济的集聚保证效率，并提升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同时，在城乡间和地区间关系上，必须将平衡的理念从追求经济和人口的均匀分布转为追求在人均发展水平上的趋同。通过促进人口等生产要素更为自由合理地流动，逐步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
城市和农村的关系
城市化的进程，本质上就是农村人口不断进城的过程。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城市地区集聚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断创造就业岗位，为农村进城人口提高收入水平和改善生活质量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以人为本的发展，应该尊重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个人选择。虽然中国的城市化率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8%提高到了2021年的65%，但是如果和世界上相近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城市化率低了约 10 个百分点的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与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日韩两国历史同期相比，中国的城市化率低了将近15个百分点（钟粤俊、陆铭、奚锡灿，2020）。未来如果中国下大力气推进人口城市化，将形成巨大的发展动力，使得城市和农村同时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从农村这边来看，人口的流动将出现分化。一部分人群自愿迁往城市地区工作和生活，追求更高的收入。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群自愿留在农村地区，留守人群在农村发展农业、旅游、自然资源等产业的时候，他们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也将提高，农业生产出现规模化和现代化，农民的收入提高，这是一条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之路。不仅如此，随着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农业生产的平均成本将下降。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将有所提高，中国对其他国家农产品进口的依赖程度将有所下降。我们近期的研究估算表明，如果中国的农场面积可以达到相似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那么中国农产品的净进口可以下降 89%，农民收入也将有大幅度提高，农业和农村也不会再像今天那样需要巨额补贴。

前言 III
第一章 新发展格局下的城市
第二章 中国大城强城指数
第三章 制造业发展和中心城市作用
第四章 中国县城发展
第五章 中国城市资本活力指数
后记一 “大城强城”何来
后记二 用研究展现现实，推进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