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的作家丹比，带着“解决危机”的隐秘期待，在毕业30年后选择回到了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之上，重读那些伟大的人文经典。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黑格尔、尼采、波伏瓦、伍尔夫……近30位西方人文传统中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在他的讲述中次第出现，勾勒出一幅概览西方文学与思想、通读西方文明史的清晰地图。
在重读经典的过程中，丹比逐渐体会到，“回到纯粹的阅读”这件事本身，正在帮助他冲破二手信息织成的迷雾，带来身心的平静，也引导着他去不断寻找和“试穿”不同的自我；而在课堂上参与师生之间的论辩，则让他意识到经典正在反复的重读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既包含着千百年来传承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当下年轻一代的思考和判断。这场重回校园、重读经典的生活实验，也是一场重新认识自我的伟大冒险。
我没办法写蒙田；我写蒙田
这的确非比寻常，但我读的时候，很确定它并未攸关我的人生。
我听着泰勒讲课，知道自己面临一个危机，虽然是很小的危机：我很喜欢蒙田，但却没办法写他。原因可能很奇怪。他是核心课程读到的作家之中，头一个令我感到亲近的。我说这话的时候并非不了解我们之间的差距：蒙田要是面对面碰上一个现代的中产阶级，很可能会把自己关在他庄园的藏书塔楼里。但当他说他苦恼于自己的无知、记性差、注意力不够集中时，我觉得同病相怜。蒙田说他有时看书只是在翻书，我也是。他最有名的问题是：“我知道什么？”自然，不管从什么标准来看，蒙田出身古典文学，身为哲学家、军人、律师，曾当过两任波尔多市市长，并和许多伟人过从甚密，一点儿都不能说是无知的。他的意思是他缺乏专业知识，而当然，我们可以推知他讽刺的结论是，他也不想要这类专业知识，并且自觉比那些有专业知识的人优越。从他的文章中常常可以看出，他对学究之流抱持着反抗的态度，这点令我喜爱，同时我知道我像他一样，拥有的是专门知识之外的另一样东西—判断力，而我感到这种能力是我唯一可能的救赎。蒙田仅靠阅读、看看四周的事物、观察自己，就写成了一本书。他是业余者的守护神，是非天才中的天才……但讲下去实在太别扭了。闭上嘴，偷他的东西吧。
嗯，再讲一件事就好：我没办法写他，因为他是一个整体。他的各方面是融合在一起的，身体和心灵、理念和意象、物质和知觉、道德戒律和导致该戒律的具体环境因素—总而言之，他可能是有史以来散文作家中人格最完整的一个。他和他的人生紧密相连，令人赞叹。不管是在思索哲学或神学的议题，还是坐在马桶上或是挖耳朵，他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作家，要把他扯开真的会像是谋杀他（并不是说这种罪没人犯过，或不能被犯下。做过这种事的人很多，有时候做得非常好。但我做不到）。只要看看蒙田，就会觉得学院左派提出的关于霸权的抗议显得很荒谬。蒙田所讨厌的便是一种文学霸权，一种学究式哲学的专制。在蒙田的时代，独断的教条主义已经开始消退了，但他比怀疑论走得更远。蒙田是文艺复兴时代晚期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他漠视知识和精神的权威，但这份漠视转而建立了他的权威。给这种东西或那种东西提供学究式的证明，对此他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心智活动、是思想的运作，他还把这种运作过程直接写进了文章中。
蒙田与多重自我：泰勒教授揭示为何事关我们的人生
然而， 我还是不知道泰勒为何说什么生死攸关。在荷马、维吉尔、康德这些大树之间，蒙田是株欣欣向荣但不太突出的开花灌木。难道泰勒掌握着什么只为他独家奥秘，才会说这种话来震慑学生吗？他转而谈起比喻手法和语调，这些向来是他关心的重点。蒙田在他早期一篇非常短的文章《论安逸》（Of Ldleness）的开头说，头脑是需要忙碌的：他谈到“我们”的所见所思，然后泛指所有人的头脑，说“要是头脑没有受到某个确切主题的束缚和控制，就会毫无秩序，在模糊的想象原野上脱缰乱跑”。
一开始， 这一概念和措辞看起来很平常：马需要上缰绳， 才会变成有用的家畜；头脑则需要受到种种主题的规范。这话讲得就像一个正当作家的智慧之语。结果，过了才不到半页，蒙田便又写道（他很喜欢在一段中间引用古典文学的句子）：
不久前，当我退休回家的时候，一心只想把我所剩不多的时间用来休息以及独处，其他什么都不管。当时看来，我所能帮自己头脑的最大的忙，似乎就是让它完全闲下来、自行安顿好，而我希望已经变得比较有分量、比较成熟的它， 现在可以比较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但我发现—闲散的时光总是会让人思绪纷纷—相反地，它就像一匹脱缰野马，给自己找来百倍于常的麻烦，接连产生出那么多各式各样的奇思怪想，结果思考这些念头的无用和怪异之处变成了一种乐趣，我开始把这些念头写下来，希望让我的头脑自知惭愧。
这是怎么回事？那匹才刚拴好的马，一下子又挣脱了。“蒙田不是用比喻来给文章增加文采的，”泰勒说，“他是用比喻在思考。你们看，他开始写的是‘我们’，然后变成‘我’。从阿奎纳那样有秩序的概念开始，又是束缚又是控制，最后变成蒙田在他自己的想象中信马由缰地穿越。蒙田讲话会自相矛盾，他就像是惠特曼或 D. H. 劳伦斯的多重自我之一。这些作家就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直很珍视自己是独立个体的这种感觉。哥伦比亚大学威胁不到你们。也许有人接球会比贺金斯接得还稳，”—他相当残忍地看着那个加州来的大个子，就是上学期不肯为酒神而舞的那个四肢粗壮、留着平头的橄榄球员—“但贺金斯还是有他独特的个体性。”
我对这里思绪的衔接有点困惑，学生们看起来似乎也一副困惑的样子，因为泰勒退回到丛林里，重整攻势，又把游击队派出来了。他给我们的是新亚里士多德式的对人的定义，这样的观念在蒙田以前的基督教时期很盛行。“灵魂是身体的形式。形式才是你身上真实的部分。哲学家波伊提乌（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说存在着一种物质、一种本质、一个单一的中心自我、一个理性的灵魂，由上帝担保，那是一个核心，”泰勒看着面前这几个形式，“这种定义的问题在于，它无法描述任何在时间之中移动的事物。这是个静止的位置：人在所有的地方都一样。”
然后泰勒念了蒙田《论悔罪》一文的开头几段。
其他人形成了人；我叙述着关于人的事情，并描写出特定的一个，他很糟糕，要是我能重新把他塑造一遍的话，我真的会把他做得跟现状截然不同。但现在这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我所描绘出来的这幅图画，线条虽会改变、有所不同，但不会画斜、画歪。这世界就是永恒地在运转。世上的所有东西都不停地在动—土地、高加索山上的石块、埃及的金字塔—既和其他的东西一起动，也自己在动。稳定状态本身只是一种比较和缓无力的动作。
我无法使我的主题保持不动。它跌跌绊绊、歪歪斜斜地前行，像是天生喝醉了一样。我接受如此动态之下的它，在我注意到它的那一刻它是什么样子，我就接受什么样子。我描绘的不是存在，我描绘的是经过。不是从一个年代到另一个年代，或者如人所说的，从一个七年到另一个七年，而是从今天到明天、从这一分钟到下一分钟的那种经过。我的历史需要适应当下的时刻。我可能很快就会改变，不只是随机改变、意外改变，也是出于自己的意思。这里记录了会改会变的事件，还有并不坚决乃至互相抵触的观念：我可能自己有所不同了，或者是在不同的状况下、不同的层面上处理那些主题。于是，总而言之，我的确可能不时说出自相矛盾的话； 但就如德马德斯（Demades）所言，我不会抵触事实。要是我的头脑能找到一个坚定的立场，我就不会做文章了，我会做决定；但头脑总是个学徒，在做试验。
“这样的描述在时间中移动，”泰勒说，“它不是一种定义，而是一种过程。蒙田所提出的自我感并非建立在存在的基础上，这是史无前例的。唉，蒙田之前的所有哲学家，像奥古斯丁等，他们关注的都是存在；上帝是那个大的存在。但蒙田要的是描述动态当中的存在。‘我不描写存在，’他说的是，‘我描写的是转变。’把这个和但丁做比较，但丁的作品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本质的天性。看，人不是静态的，人没有固定的天性。所以在《论悔罪》这篇小文章中，蒙田从‘我们’移到了‘我’。”
这下拨云见日了。所以哥伦比亚威胁不了的个体特性就是，从每个学生的多重自我中所涌现的“我”的独特性。那个橄榄球员贺金斯开始在课堂上贡献他的意见。有种东西在他内心波动。他不是跳舞，但他确实在行动。他说话迟疑不决、断断续续，但他在努力了。泰勒对他的兴趣使他感到振奋。种种不同的自我正在展现出来，而从这些自我中，会出现一个为酒神而舞的贺金斯。
多重自我！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法国学童十一岁开始读蒙田，在那个年纪读来，他的作品可能完全合情合理。但你年纪愈大，蒙田看起来就愈复杂、愈神秘，每一个句子都清晰迷人， 但整体看来却晦涩得不得了。他不会宣布计划，然后付诸实行。他不为他的主题建立骨架。他在联想和比喻之间穿梭，通过最物质、最世俗的东西发展复杂的哲学观念。读他的作品既令人精神一振，也几乎有些害怕。（思想的）铁路护轨在哪里？你觉得自己可能会跌离轨道、迷失方向。
他不断修订、改写这些文章，并容许不同的层次并肩共存在书中（“我增加，但不更正”）。读最后的版本，就好像目光能穿透不同地层。不只如此，那些地层还在移动。他不断变换说法，自相矛盾，转移你注意力。读完他一篇文章几个星期之后，我就记不清楚他说了什么—文章的意义有许多都在于他的语调，而那语调已经消失。要整理出他那伟大头脑里的常规当然可以，但只有长篇累牍地分析才能奏效。他就像《圣经》一样，充满待挖掘的意义。不，他是一群游鱼，讽刺之处银光一闪就消失在远方。比方说，他看起来像是在批评自己，事实上却是在驳斥轻视他的人。这是《论悔罪》的另一段：
在此容我对我常说的话提出抱歉，即我很少悔罪，我的良心很安—不是天使也不是马的良心，而是人的良心；还一定要加上这句话，不是为了虚应故事，而是全心全意完全顺从： 我以一个无知的探问者的身份发言，把决定权彻底交给共同的、有权威的信念。我不教化，只是陈述。
可以想见，所谓天使或马的良心是简单而清楚的。人的良心则不能如此，所以拒绝一般宗教意义上的悔罪，也就是否认或唾弃自己，用现代的话来说，那会是一种虚伪的行为（蒙田本能地掌握住了我们称之为“真实性”的东西）。比起背诵传统的道德教训，“陈述”这种行动的力量大得多。蒙田的表现一方面像接受普遍的宗教信仰，一方面又像破坏它。任何人都不可能太快理解他的文字，因为都会大感困惑。
现在我看出泰勒一开始为什么故作惊人之语了。蒙田讨厌死记强背；他抱怨自己记性不好，但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对泰勒而言，文学人文课就是要你学习阅读、学习判断。在文学人文课中，学生们要费力地去读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每一本书都会把他们带往不同的方向。这门课不是某一门特定的知识，像什么真理血清一样注射到学生身上，也不是要给人披挂上什么“西方价值观”的甲胄。它是要人努力去了解一些困难遥远的文本，强迫你“试穿”不同的自我，不管你愿不愿意；到最后，独特个性便会从每个学生的众多自我当中脱颖而出。所以读蒙田会是一件攸关学生人生的大事，因为蒙田正是爱德华·泰勒教授所相信的那种转变的绝佳代表。
凡·佐伦教授不再担心流于虚荣
“我的虚荣危机。”玛莉娜·凡·佐伦微笑着对她班上的学生说，语调轻快，“昨天我遭遇了虚荣危机。前天我做了一场公开演讲，听众出席非常踊跃，大家都来了，然后昨天我活力四射， 自鸣得意得像只孔雀。结果我产生了严重的罪恶感。情况糟透了！我简直想鞭打自己！不过最后我说，‘放松。我们都是自大的，我们都虚荣。’蒙田救了我。蒙田认为，执迷于避免虚荣，本身就是一种虚荣。”
她讲着自己的左思右想、七上八下，听起来很滑稽，班上的学生听着她的情绪起伏，也跟她一起笑。她身上兼具圣女贞德和法国女学生的气质，既有勇气又有书卷气，但也对自己很严苛，很易动怒。她讲到蒙田的时候喜不自胜，因为蒙田承认每一件事，不管是高尚还是低下，包括虚荣心，也包括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凡·佐伦班上有两个信仰宗教的学生，一个是仿佛再世的女基督徒，很聪明；另一个则是正统犹太教的犹太人，被蒙田弄得很紧张。他们无法表达某种他们无法命名的概念，也许是找不到权威，是那种阶级分明的价值观，使人置身于那个阶层的概念里。但凡·佐伦和她班上很多学生的心情都很好，学生读蒙田比读薄伽丘来得放松，我也觉得很快乐，因为在凡·佐伦说话的时候，我了解到蒙田说出了某种我一直能感受到但无法言说的感觉。
精神即肉体，肉体即精神
人的天性没有高低之分，而是一体的：每一个精神上的行动都和身体有关，每一个身体上的行动都是由精神形成的。二元论是荒谬的。在我帮儿子擦屁股的时候，我和上帝无比接近，独坐阅读薄伽丘或卢梭是一个身体上的行动。我是在读新闻性读物之外的东西，这让我觉得比较高兴，所以我的脉搏放慢了；我既感到放松，同时又感到紧张，但这种紧张是不同的，是努力要了解、要全部吸收。我的身体做出了反应。生理和心理的活动永远不是分开的。没有什么“太花脑筋”或“太费体力”的东西，有的只是不同程度的勇气、优雅、聪明和机智。
从伟大的蒙田向外推，我要说他的“转变”的概念不只是我的理想，更是全美国的理想。我们永远是流动的。美国人说：我的人生还没到来，都还摆在我的前方。美国人永不会“成熟”， 永不会长大。他说，我在爬坡，我还不完整，我还没完成，我会扩展，我会改变。虽然没有蒙田的天才，他也和蒙田一样总是在修改，给自己加上一层又一层的新版本。
我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产物，在成长的过程中，人家教我相信我哪里都去得了、什么都做得成、什么都可以读。世界充满了机会，任我一显身手。美元可以带我到欧洲去。现在机会只对有钱人开放；而且无论如何，中年的我知道我不会什么地方都去、什么都读、什么都看得到。然而，我仍然保持那股要涅槃重生的美国式本能。我回到学校，因为这是我蜕变成长的方式，部分意味着我要寻找自己迷失的那部分灵魂，因为身为媒体人的生活模糊了我自己与周遭环境之间的分野，令我惊慌。我知道，只有通过最艰苦辛劳的努力才能找回我自己，慢慢地，一次读一句蒙田。
第一学期
第一章 荷马1
第二章 萨福
第三章 柏拉图1
第四章 荷马2
第五章 柏拉图2
第六章 索福克勒斯
第七章 亚里士多德
第八章 埃斯库罗斯与欧里庇得斯
第九章 维吉尔
第十章 《旧约》
第十一章 《新约》
第十二章 奥古斯丁
第十三章 马基雅维利
第十四章 霍布斯与洛克
第十五章 考试
第二学期
第十六章 但丁
第十七章 薄伽丘
第十八章 休谟与康德
第十九章 蒙田
第二十章 卢梭
第二十一章 莎士比亚
第二十二章 黑格尔
第二十三章 简·奥斯汀
第二十四章 穆勒
第二十五章 尼采
第二十六章 波伏娃
第二十七章 康拉德
第二十八章 伍尔夫
尾 声
附录 早期书单
在本书中，著名影评人丹比回到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重修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上过的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课程，以反思那些追求政治正确的人关于人文经典实质上构成了一种文化压迫的说法是否正确。他认为，所谓政治正确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保守的。“这些或任何同样具有代表性的书，最为有力地告诉我们人可以怎样活。它们戏剧化地呈现了我们当中任何一人所能爱、所能承受的苦难、所能接受的知识的最大限度。它们对文明生活的可能性提供了最直接的再现，也显现出文明生活解体后会有什么灾难。”
——《图书馆学刊》（Library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