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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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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出版时间 :
花甲录
0.00    
图书来源: 浙江图书馆(由图书馆配书)
  • 配送范围:
    全国(除港澳台地区)
  • ISBN:
    9787510895609
  • 作      者:
    (日)内山完造著
  • 出 版 社 :
    九州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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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内山完造(1885—1959),日本冈山人。未及而立,独闯十里洋场,一住三十四载。创办上海内山书店,墓志铭“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堪称现代日本寥寥可数的真正理解中国的文化人。

上海内山书店,作为战前日本在海外首屈一指的独立书店,亦为国际左翼文化据点,与鲁迅交集尤多。内山的处女作《活中国的姿态》出版时,鲁迅亲自作序;鲁迅逝世后,内山是治丧委员会十三名委员中的两名外国人之一(另一位是史沫特莱)。至今,百年老店内山书店仍在日本汉学界扮演着重要角色,被视为神保町汉学系“御三家”之首。

刘柠,作家、译者,北京人,大学时代放浪东瀛,后服务日企有年。先后出版《竹久梦二的世界》《东京文艺散策》《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不懂日本》等著译十余种,主编《东方历史评论》日本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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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花甲录》作为一部重要汉学著作,不仅是内山完造的个人史——自出生到从上海回国的六十年回忆,从中也折射了从十九世纪末至“二战”结束的日本现代史、社会世相史和中日关系史。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战云密布,扼守公共租界战略要津的内山书店,吸引了中日两国各界视线,其影响力远远溢出文化圈。书店“往来无白丁”,陈望道、欧阳予倩、田汉、郁达夫、郭沫若、沈雁冰、柔石、萧军、萧红……

著名的书客,当属鲁迅——他把书店当成自家客厅和便利店,连寓所的房租、水电费都由内山书店代缴。在鲁迅结识的日本友人中,经内山引荐者,超过一百六十人。鲁迅去世前一天,以日文致信内山,请他帮助安排日医救治。“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内山出面搭救被捕的许广平。郭沫若、陶行知、夏丏尊等进步文化人,都曾得到过内山的营救。

毫不夸张地说,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不啻为严峻时代中日关系最坚实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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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周海婴(鲁迅之子)】——“不卖血”,这是父亲对内山先生的评价。即是说,他不出卖朋友。内山先生对鲁迅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在当时是遭到中日两国黑暗势力的反对的……现在看起来也许很平常,但在当时确是一种危险的友谊,保持这种友谊是需要一种人格和勇气的。内山先生对鲁迅说过:“不出卖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是有的。”

【王锡荣(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内山书店销售的中国书籍,很多都是中国当局查禁的……创办初期,内山完造就“发誓要为日中两国架一座桥”,内山完造的一切努力,其实都是围绕这一誓愿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1947年上海内山书店被关闭后,内山完造喟叹自己梦的破灭。这梦,就是架一座日中文化桥梁的梦。

【江枫(学者)】——1936年10月18日,鲁迅病情突然恶化,内山几乎是全天跟许广平一起守在鲁迅身边,晚上才回到书店。这天晨6时,鲁迅生命垂尾时给内山写信求助:“老板几下: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一下。草草顿首L拜十月十八日。”这成了鲁迅的绝笔。过了不到一天,即10月19日凌晨5时许,鲁迅便停止了呼吸。

【竹内好(日本学者)】——《花甲录》并非历史书,而是历史本人,是内山完造的人格。对思考日中关系的人来说,是一个无限的未开拓的,或者半开拓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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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在中国,内山完造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而是有很高的知名度。当然,多数人知道他,是因了鲁迅:从战前到战时,上海的内山书店,是中日关系的一扇重要窗口,也是鲁迅人生最后十年的常去的地方。因此,谈论内山完造,必谈内山书店和鲁迅,内山无疑是当世最有资格称“知鲁”者之一。

可问题是,内山与鲁迅的交往,满打满算,不到十年,未及他旅中生涯的三分之一。在结识鲁迅前,内山已有十余年在中国社会的“潜水”,其中国观已然成形;鲁迅去世后,内山复有十年的历练,中国观仍未改其宗。事实上,鲁迅构成了内山中国观的一个要素,或者说提供了某种支撑。

作为明治中期出生、大正初年即来中国闯荡的日本人,内山的中国观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他是作为底层民众从日本偏远的山村涌到大陆,谋生图存,寻找发展机会的。

内山完造来到中国之后,他的中国观不断被试错、修正、重构。其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可以说均是在中国受到的刺激。一是中国人,从商人、知识分子到普通店员,甚至是那些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农人、纤夫和苦力,他们身上的勤勉、乐天、隐忍的品性,默默感染着完造。二是在中国的日人的无礼、霸道,军人的横暴,则令他时时感到痛苦和羞耻。如“一·二八事变”时,他看到(中国)“避难者成群结队涌过,却全然不见任何混乱迹象,卡车穿过马路时,也平安无事。与日本人动辄做歇斯底里状相比,那些中国人完全不成问题,实在是平静如常”,完造的内心其实很难平静。特别是眼瞅着“周建人先生一行被带走时,也淡定自若”,而“躁动不安的是日本人”,他内心的天平明显发生了倾斜,“两相比较,自然不难看出民族的轻率与持重”。

20世纪20年代,上海内山书店的中日方店员曾组织过一个内部储蓄会,每人每月缴纳一元,并把钱存进中南银行。可后来,那家银行因公债暴跌而蒙受巨额亏损,其所发行的纸币被外国银行拒收了。于是,内山向书店的中国人主管王宝良先生建议:“中南银行比较危险,还是把储蓄会的存款取出来,转存正金银行比较保险。”可王先生却说:“没关系,先搁在那儿吧。”内山不解:“万一银行破产怎么办?”王先生答道:“人家亏损时去提款,银行便会破产。还是在人家赚钱时去取钱比较好。”内山听罢,顿感羞惭。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一个日本人,却能从底层中国人身上,有所发现,且发自内心地感佩于这种发现,这确实很能说明内山的品格。

内山完造也是在殖民时代却拥有超越殖民主义思维的分子之一。有道是,知易行难,但其实“知”也不易。完造在中国的年代,仅上海一地,日侨的人数便从万人增至日本战败前夕逾十万人。从日本往来中国者中,不乏达官显爵、文豪精英,但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日本,有如此超越性反殖民逆向思维者,其实寥寥无几。

而这正是完造的生活经历之所以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使完造从一名卖眼药的游商,在变身为上海最著名的文人书店老板的同时,成长为一名自由派反战知识分子?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的,多是底层人成功后的跋扈,所谓“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鲁迅题赠内山完造诗),鲁迅则干脆把中国历史分成两个时代: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内山从社会的底端起步,在中国社会不懈打拼、上升的过程,则呈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他刚到中国不久,便带领几名中国苦力踏上了行商之旅,先后历时两年,足迹遍及华东、华中的大部分地区,自命为“日本人苦力”。异国广袤的土地、雄浑的自然和异文化的新鲜刺激,不断刷新、改写着完造在日本国内被洗脑的中国观,他开始自觉并惭愧于此前那种“无知的傲慢”:

 

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中国人,虽然全无常识,却端着一种日本式的自信,动辄以“文明国人”自居,将自己的生活束之高阁,想必相当滑稽。日后想起来,连自己也禁不住苦笑。

 

如此,完造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一边感受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渗透和倾轧,一边体验着中国民族独立意识的高涨,在此起彼伏的“排日”浪潮和日益绷紧、不无对撞危险的中日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孜孜矻矻地行商,同时积累着对中国的观察和对中日文化差异的思考,为日后重新出发做准备。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与商人不同之处就在于,即使在作为商人的时候,他的感官也是开放的,也会从商业习惯和潜规中,发现不同的商业道德,从而修正此前“问题中国观”中的既成偏见。

如他在《花甲录》中记述的一个故事。1914年,完造去长沙行商,顺道访问城里的英华大药房。五六年前,完造奉职的参天堂上海代理店—上海日信大药房曾委托这家店寄售大学眼药。他想了解一下后续情况并回收货款,可他并不知道该店已经易主。

尽管店已易主,银行已倒闭,货款却一文不少,完璧归赵—湘商重然诺的诚信,令关西商人出身的完造内心受到很大震动,而且他相信,“此等事体并不限于湖南人”。可以说,正是作为行商的四处游历和与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接触,打下了内山中国观的底子。

可完造骨子里其实并不是典型的商人。生于乱世,又置身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一个纯商人的角色,会使他有种安身立命的惶恐感,这既与其早年的经历有关。就出身与学历而言,完造的成分接近于当时侨居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相当于“土著派”。但通过后来的书店经营者背景,完造得以接近上海—这个战前独特的国际化大都市的中间层,从而实现了人生转型。以1917年(大正六年)为界,完造从一名行商,转身为书店经营者。从此,内山之名开始与某种志业合体,那就是内山书店。

其实,内山书店的前身,是内山夫人内山美喜(原名井上美喜)的副业,首任店长应该也是内山夫人。彼时,完造四处行商,夫妇聚少离多。为排遣夫人的寂寞,便在当时位于魏盛里的自家公寓二楼的亭子间开设了一爿小书店。因夫妇二人均为虔诚的基督徒,书店开业之初,只经营《圣经》和圣经研究杂志等著作。

完造接手后,夫妇二人胼手胝足,苦心经营,书店几经搬迁,越做越大,最后本店于1929年在公共租界内的黄金地段北四川路(施高塔路)落定,并在英租界开了一家分店,成为战前到战时,日本在海外的最大书店。1926年,文豪谷崎润一郎访问上海,曾在随笔中记录了内山书店的繁盛和与店主的交游。

内山书店已然超出了纯书店的范畴,颇有种今天书咖啡(Book Café)的味道,在那时就相当文艺范儿了。事实上,内山书店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人文书店之一,而且兼营出版。店中附设的茶座,即文艺漫谈会,由中日两国的作家文人“轮流坐庄”。老板内山也顺理成章地转身为“漫谈作家”,生前出版了不下二十种随笔集。书店提供的左翼进步书籍,是中国知识界了解世界的窗口,不折不扣的文化重镇。据不完全统计,仅20世纪30年代,由中国左翼作家翻译出版的外国文艺书籍中,原版书源自内山书店者,逾三百三

十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波谲云诡,战云密布,扼守上海公共租界战略要津的内山书店,自然吸引了中日两国各界的目光,其影响力远远溢出了文化圈。店内高朋满座,用完造自己的话说,“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中的李大钊、陈独秀,都是书店的顾客”。而最著名的书客,当属鲁迅:鲁迅不仅常来,甚至他连家中的房租和水电费,都由内山书店代缴。在鲁迅所结识的日本友人中,经内山引荐介绍者,多达一百六十人以上。鲁迅去世前一天,最后一通便笺是致内山的。鲁迅生前唯一为人作序的书,是内山完造的处女作《活中国的姿态》。“一·二八事变”中,鲁迅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内山书店避难;鲁迅逝世后,内山完造是赫然名列治丧委员会的两位外籍人士之一(另一位是史沫特莱)。“八·一三”事变时,内山出面搭救被捕的许广平;郭沫若、陶行知、夏丏尊等进步文化人,都曾得到过内山的营救……毫不夸张地说,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不啻为严峻时代中日关系最靠谱的桥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完造把书店资产均分给中日两国三十余位店员,同年10月23日,上海内山书店作为“敌产”被国民政府接收。1946年12月,内山完造被限期离境,且禁止携带任何行李,只穿了一件对襟毛线衣,便上了回国的轮船,大量手记、书信等珍贵文物悉数佚失。

战后,因片纸未能带回国,完造只好以日本出版的历史年表为线索,完全凭记忆,撰写了从出生到自上海回国的六十年回忆,即《花甲录》。1960年9月,《花甲录》由岩波书店出版。2011年3月,由平凡社再版,并编入权威的东洋文库。问世逾半个世纪,《花甲录》早已沉淀为日本现代汉学的经典著作。过去十余年来,内山完造的诸种著作陆续落地中国,独不见这部“硬货”登场。此番付梓,聊补遗珠之憾。

在种种意义上,《花甲录》都是一部重要汉学著作。它不仅是内山完造的个人史—自出生到自上海回国的六十年回忆,从中也折射了从19世纪末至“二战”结束的日本现代史、社会世相史和中日关系史。学者竹内好评价说:“《花甲录》并非历史书,而是历史本人,是内山完造的人格。对思考日中关系的人来说,是一个无限的未开拓的,或者半开拓的宝库。”

完造不是历史家,却胜似历史家。完造其人的特殊背景、传奇经历和从战前到战时上海内山书店巨大的影响力,使这部回忆录史料满载。其中,很多一手资料,大可作为破解历史迷津的重要参考。

最后,请允许我谈谈关于《花甲录》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问题。一是原著无注释,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所加。因本书作为历史文本,涉及的人事繁复,为方便读者的检索、研究,凡加注释的外国人名(包括日本人),均标注了英文(或日文罗马字)拼写。二是由于完造在写作时以日本战后出版的历史年表为时间线索,故每一年的大事记,均为内山所遴选的历史年表中的记载,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记述,重在历史线索,请读者诸君明察。

长年以来,与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副教授O. J.女士“以心传心”的交流,惠我良多,意义远大于学术。多少个深夜,以MSN、电子邮件或微信为媒介的“翻译讲座”,对我理解诸多战前的日本事情和旧式的日语表达,功莫大焉,在此表达深深的谢忱。

 

写于2016年10月19日

2020年9月22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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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小序】

【正文】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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