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韶毅，曾任《温州晚报》记者、《温州人》杂志副总编，现任教于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编审。温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瓯风》主编。近年来致力于民国学人研究及地方文献整理，著有《民国文化隐者录》，编有《伍叔傥集》《吴鹭山集》《曼髯三论》《过来人言》《夏承焘墨迹选》《夏承焘师友信札》等。

怀念姑丈夏承焘先生

游汝杰

夏承焘先生是我的姑丈，也是我学术生涯的启蒙老师。

一九五六年我在温州第二中学升高中体检时，检出轻微肺结核病，虽然无症状，但也不得不休学，父母让我去杭州寄居在姑丈夏承焘家里。我的二姑妈游淑昭是夏承焘的原配夫人，他们一九二五年成婚，但一直膝下无子女，也希望有年轻的下辈亲戚为伴。那时姑丈任职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教授，家住杭州体育场路浙师院宿舍，有两个大房间，我住在其中一个用作客厅的房间里。记得客厅挂有三幅国画，其中一幅隐约记得是潘天寿的山水画，另两幅题名“无穷莲叶接天碧”和“春江水暖鸭先知”。常有客人来访，印象较深的是历史系瑞安人张慕骞副教授。我跟姑丈学打太极拳，天晴在室外，天雨在室内，有时候在室外，他也来一起练。

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帮助姑妈做些家务如打酱油、 买米外，主要是跟姑丈学写字和读唐诗宋词。姑妈是全职太太，常接待晚辈搭伙，留客人用餐，以勤俭持家、与人为善在亲友间享有盛誉。每隔一段时间，姑丈随意在纸片上写一两首唐诗宋词，供我习字。至今我还保存有两张这样的字纸，其中一张写的是：“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芸草去陈根，笕竹添新瓦。万一朝廷举力田，舍我其谁也。辛弃疾词。不学吴娘梳洗工，不缘膏沐宝奁空。前身应是征人妇，一镜飞蓬对晚风。征妇怨菊。”这些字大都用钢笔写的，对我来说，钢笔字也更实用。用毛笔写的只有两张我珍藏至今，一首是他自己写的绝句：“孤花未放气先秋，旧梦重温境最幽。欲写小诗仍阁笔，不成这就叫闲愁。”另有五首作于土改时，用小楷写在同一张纸上，后赠我习字用。其中第一首诗曰：“董老孤栖不自怜，家无壮丁也分田。儿孙满眼凭君数，东舍西邻几少年。”这六首诗未见于《天风阁诗集》。他说写字的一个美学原则是“上大下小，左大右小”。在习字的同时，他还教我学习唐诗宋词，其方法是讲解、答疑、背诵、吟诵（用温州话）、默写，最后还要写读书笔记，即记下讲解的内容，并写下个人的体会。姑丈说起过他少年时代背诵过除《尔雅》外的全部“十三经”。因此我喜欢上了古典文学，养成了背诵、默写诗词的习惯，后来背诵和默写过的长篇诗歌有《离骚》《春江花月夜》《琵琶记》《长恨歌》等。他青少年时代读过的两本线装书《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我后来都曾逐字点读。更重要的是从此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终生受益。

在姑丈家里住了约莫一年，我回温州读高中，一九六〇年高考，因出身不好被降格录取到杭州师范学院（今浙江师范大学前身）。当时写信给姑丈，说杭师院不理想，打算明年重新高考。姑丈回信说：“读书主要靠自己，不是靠学校。”劝我去报到。在杭师院读书的那两年，寒暑假、公共假期和周末都住在姑丈家里。我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江城中学教书，此后一直到一九七五年姑丈离开杭州去北京，我每逢星期天没有特别的事几乎都会去姑丈家。

我一九六〇年第二次去杭州时，姑丈一家已迁住杭州大学西溪道古桥宿舍。宿舍区有一幢幢两层的小洋房，类似于现在的“联排别墅”，据说当年是请苏联专家设计的。有加装纱窗的落地双开阳台门，门前有一小园地，南北通风，另有小后门。屋内住房有三室一厅，红漆地板，除客厅外，有一个书房、一大一小两个卧室，我住小卧室。卫生间内有抽水马桶和浴缸。在当时的杭州这是高档住宅。我们住在楼下，虽然有纱窗，但是室内夏日闷热并有蚊子，每天傍晚室内须关灯，让蚊子趋光紧贴纱窗，然后扑打，不胜其扰。一九六一年暑假姑丈去上海参加编写古典文论教材，住国际饭店高楼，返回时说晚上开窗风凉，又无蚊子，十分惬意。又说陈毅同志曾来饭店探访，谈诗论词。

有客人来时，我常常帮忙泡茶。有时候姑丈与来客寒暄后，即进卧室片刻，让客人在客厅稍等。我颇为不解，后来问原因，他说客人多，有些不常来，想不起他的姓名和来历，故须查阅通信录，以便应对。又说通信录是以“平水韵”为序排列的，书架上的《佩文韵府》也是按平水韵排序的。他常作诗填词，故熟悉平水韵。我是在客厅里初识郑张尚芳的，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听他高谈阔论温州方言本字问题。至今印象很深的是，他说温州话的“火gang”（旧时中空的竹制吹火筒）和“水gang”（旧时舀水用的竹制水勺）的“gang”，写出来就是“管”字。他和姑丈从音韵学角度讨论本字问题，我只是旁听，虽然听得一知半解，但是感到很有意思。加上别的原因，此后对语言学的兴趣越来越浓，我的志趣也渐渐从古典文学转向语言学。

我在姑丈家的休闲活动，除了间或游览西湖风景区外，主要有两项，一是周末晚上三人自带椅子或凳子去校内操场看露天电影，二是姑丈常在傍晚带我在去黄龙洞的路上散步。散步时会闲聊各种话题，例如往日时光、个人境遇、学问之道、学人轶事等。记得他曾提起解放前不少人提议他纳妾，他一直没有采纳。“无子纳妾”是当时社会一般人的共识。有一次他说他的学生中蒋礼鸿、任铭善、朱生豪是最出色的。蒋礼鸿读书专心，精通《说文解字》，窗外桃花开了都浑然不知。朱生豪兼通中英文，首次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翻译成典雅的中文。后来姑丈把我介绍给蒋礼鸿先生，以便向他请教古汉语问题。姑丈接待亲友或来客总是和颜悦色、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儒者风范今不多见。我每次回温州老家他总是托我向父母问好，回来见面总是问父母还好吗？还曾为我介绍女朋友，年终给我零钱，用于预订次年的多种中英文报刊。

虽然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我渐渐离开古典文学，走上研究语言学的道路，但是姑丈对我在学术上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后期。旧时代学科分类不像现在这样细，大学者往往兼类旁通，姑丈也懂历史、音韵，也阅读语言学书，与语言学家交游。从他的平常谈话里我初次听说中国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罗常培、吕叔湘的大名及其著作。在当时高校中文系的语言学课本《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里是看不到他们的名字的。还有其他一大批各路大师的业绩，也是初次听他说的，例如其中温州籍的有考古学家夏鼐、戏剧史专家王季思、画家刘旦宅等。一九七四年我曾去函王季思先生求教，喜获详细答复，回信原件今存。有一天姑丈给我看刘旦宅的扇面画，背面是他的题词，他对自己写的字不满意，说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后来有没有重画重题。有一次他带我去在孤山的浙江图书馆参观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并且借阅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罗著我当年曾细读，大感兴趣，二十年后我撰写《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即受此书启发。八十年代中期语言学界有人讨论古代声调的构拟问题，我想起姑丈曾将宋代姜白石十七首词的自度曲译为工尺谱，也许乐曲的高低升降和声调相关，又查阅了《诗词朗诵谱》（杭大中文系编，油印本）中姑丈用温州话吟诵诗词的乐谱，发现乐调和声调关系密切，因而写成《宋姜白石词旁谱所见四声调形》一文。

“文革”初期姑丈作为“浙江省头号学术权威”挨批，并扫厕所，关牛棚。亲朋、好友、学生都避而远之，但我还与他保持联系。在关牛棚时期，姑妈嘱我不要去她家，以免招来麻烦，相约在延安路的“宁波汤团店”见面。他“解放”后嘱我办两件事，一是去银行解冻存款，二是去中文系取回“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抄没的藏书。那些书被堆放在一个教室的角落里，用三轮车来回两次搬运回来。虽然散失不少，但姑丈还是十分高兴，特别是看到《故宫藏画选》和《明清扇面画》（书名可能记忆不确）完好无损。这两本画册封面上写有“污手勿触”四个字，可见他非常喜欢。他当场叫我从搬回的书中挑出几本喜欢的，送给我。我要了一本《唐宋词人年谱》。他又说要送我一辆最好的自行车，叫我自己去买。我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价格是一百五十二元。当时我在杭州一中学教书，每月工资只有四十多元。他还曾告诉我，他在牛棚里每晚夜深人静时默默陆续写论词绝句，自得其乐，并书赠其中一首：“腕下银河落九天，文章放笔肯言填！楼台七宝拳椎碎，谁是词家李谪仙。”此诗后来收入《瞿髯论词绝句》，其中第一句首两字“腕下”修改为“腕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没有电话、手机，互相沟通信息全靠书信。姑丈和我通信有二十多封，保存至今尚有十来封，其中一封写于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全文转写如下：“汝杰：前接来信，寄一信与刘世儒，昨天接其复书，寄来量词研究一书，兹交邮寄汝，望即复一函（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我在此求医，承友人帮助，在首都医院（即协和医院）及中医研究院用‘血流图’新仪器检查，尚有一段时间勾留。北京伏中亦热，出伏后即凉。我走路上下车须人扶持，交通秩序比杭州好，所以还可以往来就医。哲明已往温州与静聪、汝丰乘汽车奉淑昭骨灰安葬雁宕灵岩之紫霄嶂（凿石壁为三穴），此事有雁宕亲友帮助，始得成功。你爸妈及诸弟妹，你爱人想好，匆匆即问起居。瞿字 廿九日下午。”信中提到刘世儒量词研究一书，书名系《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我当年对汉语史上的量词研究感兴趣，曾趋函刘先生求教，他将大作赠我。

我姑妈一九七二年在温州过世，次年姑丈与第二任妻子吴闻（无闻）结为连理。我于一九七四年结婚，爱人吴文翔也是中学教师。婚前他们送我们贺词《好事近》，此词系“吴闻集句，瞿髯书”，词曰：“春色到梅梢，香雾暖生寒夕，一笑满斟芳酒。住鸳鸯湖侧，种成桃李一园花。东风共披拂，人在画楼高处。听欢声洋溢。”

我大哥一九六三年与湘妹子郭菊英结婚，姑丈也曾赠集句诗一首：“湖色杨柳木兰桡，千里良缘不觉遥。容我小诗来撮合，洞庭风月浙江潮。六三年五一节为汝雄、菊英嘉礼作。夏承焘。”

一九五七年春节我大姐和姐夫去姑妈家拜年，姑丈赠诗一首：“一道裙腰绿渐浓，杖藜无奈雨兼风。苏堤好在孤山看，忘却孤山似画中。湖上杂诗。承焘。”

以上三首《夏承焘词集》未收。

姑丈于一九七五年离开杭州，终老寓居北京。在京时他曾介绍我拜识吕叔湘先生。此后无缘晤面，只是通过几次信。我一九七八年考进复旦中文系（研究生）后，他嘱我向朱东润、张世禄和胡裕树先生问好。一九八〇年我赴京探望姑丈，他行动和思维已显迟缓，道别时送我《夏承焘词集》和《瞿髯论词绝句》两书。

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庆幸自己机缘巧合，总角闻道，耳濡目染，少年时代就树立了读书为学的人生理想。我成年之后，兴趣转向语言学，但是姑丈仍然爱护有加，助我成长，姑丈的恩泽没齿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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