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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Sarah)以这一事实为豪: 当他们以为她并不在听的时候,那个资助她建立零售业的人称她为“有毒的商人”。像诸多其他的治疗师一样,我花了无数时间辅导施虐的男性,但这次的来访者是个例外。萨拉,她认可自己是一个虐待男性家属者,并为之骄傲。她的精神科医生把她从当地的减压小组放出来后送到了我的病后调养小组。在她残忍地用一个铁质台灯敲打她的丈夫唐(Don)之后,她被迫承认了这点。由于严重的割伤、擦伤、青肿,唐在当地的急诊室接受了治疗。这已经不是唐第一次成为恶性攻击的受害者。
当我问萨拉为什么要用客厅的铁质台灯攻击她丈夫时,她怒瞪了我一眼并且咆哮道:“他回家时傻乎乎地舔着一个冰淇淋,但没有给我也买一个,明白了吗?”
这对夫妻有没有试过婚姻咨询呢?当我与唐单独会话时,他告诉我“很多次了”,“但在这些会面后,我常常会为此付出代价”。
“付出代价?”我问,“是怎么样的?”
萨拉会挑剔唐在会话过程中说的每一句话,而那些话甚至并不是批评她,于是她常常对他进行身体攻击,除了之前提到的客厅台灯,盆啊锅啊也常常会被选择为武器。
“我爱她”,他羞怯地承认道。“虽然如此,我可能不久就要离开她。坦白地说,罗森塔尔博士,我怕我的妻子。”
我们治疗小组所有关于她的汇报,都明显地体现了她对男性的强烈敌意。我向读者保证我的治疗师身份并没有使我能够豁免于她那刻薄的愤怒。
与这位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吸引人的34岁女性的治疗对话揭示了她在婚姻范围之外也有与婚姻中相似的表现。我或许应该补充上,无论是否在小组治疗环境中,她在女性面前从未有不适当的敌意。
在许多场合,萨拉的唯一目的就是向一些外形丑陋低劣的家伙挑衅,她极富表现力地像“打杂肮脏的当地小酒吧”似的建立关系。萨拉进去的时候“包挟”着一把隐刃刀或是一个碎冰锥,仅仅是为了以防万一她需要一些额外的“火力”。作为一个节制饮酒的中上等阶层女商人,她的这些行为几乎无法与她的地位相称。
够有趣的是,萨拉在身体和口头上虐待男性的事实明显是一种自我协调障碍(ego syntonic disorder)。这就是说,她并没有真正感觉到她的行为是不正常的,并且我从未听到她有表达过想要改变这方面行为的渴望。
萨拉确实想要得到治疗,然而,她想要在最糟糕的时候进行。她的愤怒攻击是可预见和无情的。每晚她几乎都能精准地在清晨3:50醒来。然后会呼吸急促、大量出汗,并且体验到深刻的心跳意识。继而一股强烈的恐惧感侵入全身,使这个在醒着的时候无比吝啬、坚韧、狂傲的女人被惊慌和垂死的恐惧所打败。她一夜又一夜亲历这种令人恐惧的情境。
萨拉经历过无数富有创造性的住院医师和门诊医师的治疗,但全无益处。在他们的名字后面装点着医学博士、哲学博士、社会工作硕士、社会福利工作博士、教育学硕士、教育学博士和心理学博士的头衔,这些助人者都使她的记录变得熠熠生辉。尽管我对他们中许多人的洞察力和干预方法感到惊讶,但最终结果是,当时钟的指针缓缓地指向并逗留于凌晨四点那个记号时,那个焦虑怪兽总已准备好闪现它的尖牙。
大量的精神科药物和自然疗法未能改善这种可怕的情况。
她有没有找过女性治疗师呢?“是的,我曾找过很多。她们都非常和蔼,但是情况没有任何改变。”足够回答这个假设了。
她有没有试过被催眠?“有,很多次了。”
生物反馈?“变得严重了,当然。”
我必须对读者讲真心话,尽管我有丰富的经验、接受过大量的训练,但我对如何帮助这位女士没有实质的概念。
当我实施认知策略时,一般是这样的,“不要告诉我要怎样思考”,反之,我的移情反应通常是屈服于类似“不要告诉我我的感受是怎样的”这种话。
我提出了奇迹问题,却被我的来访者告知,“把你的以短期战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素材用到那些同样相信圣诞老人的人身上吧,罗森塔尔。在那儿,做那个,它不会蹲着的。”
然而突然那就发生了,就像弗洛伊德的史诗中的一幕似的,它仅仅是我们所需的一个治疗休息,或者我是这样认为的。在一场我们无节制地花费了许多时间详述来访者童年时期的细节上的会话后,她回到家并且生动地再体验了那些被压抑的记忆。我确信那对她具有纪念碑式的治疗价值。
萨拉回想起当她大约六岁的时候,她和爸爸住在位于一间小酒馆楼上的小公寓里。(萨拉的妈妈在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就死于不明并发症。)萨拉记得她坐在那个从他们公寓通向酒吧门口人行道的楼梯井里。一天晚上,当她坐在楼梯台阶上玩着洋娃娃时,一个正离开酒吧的醉酒的男人冲上楼梯,口中嚷道他要强奸她。萨拉并没有真正地理解男人的话意味着什么,但她知道这不会是一个好的经历。当这个男人强奸她之后,她的脑海中不住地在问:“我的爸爸在哪儿?我的爸爸在哪儿?他正在楼下的酒吧里喝得烂醉。他应该在这儿保护我,他应该在这儿保护我啊。”
如果这是一部好莱坞电影,萨拉,武装上了这种洞察力——应该已经爬上了她的马,在一幅完美落日的画面中骑马离去,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然而,现实生活给了她一副与心理动力的好莱坞版本相距甚远的牌局。
在现实中,伴随着复仇,萨拉的夜间恐慌持续发作,充满着对男性的敌意,包括她的丈夫。并且它在不停地加剧,直到到达又一个新的顶峰。小组中的好几个男性向我倾诉道,就如同萨拉的丈夫唐一样,他们也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
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耗尽了。在伦理上,我不能再将萨拉·克朗(并非她的真实姓名)更长时间地留在我的小组中了。尽管我的心理疗法风格通常偏向于认知行为策略方向(或在初始阶段通过来访者中心咨询与来访者建立好关系,之后开展认知行为疗法),我决心坚持这一可能性,即她的受抑制的记忆的确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就如同众所周知的使泰坦尼克沉没的冰山,惨剧中只能明显地看到那一尖端。
我问萨拉,她成长过程中所居住的那间公寓和毗连的酒馆是否位于我们普通的地理位置,她陈述说此地离那儿还不足四十英里的车程,自从搬离那块区域后她再未回到过那个“犯罪现场”。那时她大约八岁。
“萨拉”,我说道,“我希望你能够返回你所说的‘犯罪现场’。我希望你能随身带个笔记本并且写下你的任何想法、感受和你所经历过的记忆。我并不在意你当时的记忆有多么愚蠢或怪异。我还希望你能够骑车到邻近街区四处转转,打量下你孩童时念的学校,寻访下在你成长过程中感觉有趣的地方。此外,我希望你能在这次寻访后始终随身带着你的笔记本,直到你返回这个小组。特别必要的是,你必须将它置于你的床边,以防万一你做了一个重要的梦。必须确保你不会受到身体伤害,并且向我保证无论发生什么,你不会再会为了想要和男性顾客打一场架而走入酒吧。”
“坦白地说,罗森塔尔教授,你所布置的‘返回犯罪现场’家庭作业惊到了我,这真是难以置信的愚蠢;虽然如此,介于我已经几乎尝试过了这世上的任何其他方法,包括一些从之前的治疗师那里获得的和你这份差不多愚蠢的别的家庭作业,我猜想,再尝试一件也不至于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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