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郭沫若先生的史学研究经典著作之一。作者以“人民本位”的历史评价标准，对曹植、万宝常、王安石、王阳明、李自成、李岩、夏完淳、鲁迅、王国维、郁达夫、闻一多等多位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广征博引，在对大量古代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审视历史人物的言行是否有益于人民，以便最大程度地还原其本来面目，达到正确评判其功过是非的研究目的，进而反映出作者“以人为本”的文艺观。此次出版，以1947年最初版本为依据，还原了《王阳明》一篇，删掉了后来增益的《屈原研究》一篇另立成册，再增补一篇《再谈郁达夫》，力求保持作者最初的写作风格，更能从中得见本书问世之时的研究样态，亦可以据此体察阅读郭沫若先生出版该书时的历史人物研究情境。
我是有点历史癖的人，但关于历史的研究，秦以前的一段我比较用过一些苦功，秦以后的我就不敢夸口了。中国的历史实在太长，史料也实在太浩瀚，以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要想把全部都要弄精通，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吧。
不过关于秦以后的一些历史人物，我倒做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更简单地说，主要是凭自己的好。因为出于恶，而加以研究的人物，在我的工作里面究竟比较少。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
我就在这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也从事创作。但在事实上有好些研究是作为创作的准备而出发的。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在几篇短篇小说中，我处理过孔丘、孟轲、老聃、庄周、秦始皇、楚霸王、贾谊、司马迁。在几部历史剧中，我处理过聂政与聂嫈、屈原、信陵君与如姬、高渐离等。但有的创作流产了，而只剩下了些研究文字。在本书里面所收集的，如像《万宝常》《甲申三百年祭》都是。我还有一篇《钓鱼城访古》，也是想把钓鱼城的故事写成史剧的调查工作。史剧没有写成，那篇调查记，论性质尽可以收在这儿，但已经被收进《今昔蒲剑》里面去了。
我对于王安石是怀抱着一种崇敬的念头的，实际上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很难得找到可以和他比配的人。他有政见，有魄力，而最难得的是他是比较以人民为本位的人。他在历史上出现得太早了，孤立无辅，形成了一个屈原以来的历史上的大悲剧。这悲剧不限于他晚年的失意，而是在他的新政废止之后，宋室卒于遭到异民族的颠覆，中国的农民老是不得翻身，又苦了一千年。
我很有意思把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个人拿来写成一部《三人行》，以王安石代表人民意识，司马光代表地主阶层，苏轼作为游移于两端的无定见的浪漫文人。这些倒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主观见解，他们三个人在当时实在是代表着这样的三方面。以司马光为代表，漫衍而为南北两宋及其后的道学家，他们在表面上虽然打着儒家的招牌，吃的是孔、孟的残饭，实际上他们是把儒家形式上最坏的一些成分，和道家的精神结合了。那些顶戴着司马光的所谓大儒，周、程、朱、张辈，认真说只是一些道士。在秦、汉以后要找一位纯正的儒家代表，恐怕就只有一位王安石吧。
王安石被埋没了一千年，近代人渐渐知道他的价值了。然而他在思想史上所占的地位，就在我们新兴历史家的头脑里似乎都还抵不过司马君实和周、程、朱、张。一种传统观念一被形成，要打破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三人行》没有写成，王安石的研究，在本书所收的实在只是一点轮廓。关于他，我在重庆时曾经做过几次讲演，自己觉得讲得也还不错，然而纪录得实在太简单了。那差不多只是王安石的糟粕的糟粕。不过要了解王安石的精神也不在乎要有更详细的文字，只消举出他的两句话已就足供我们受用。
其一，“某自诸子百家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顶重要的就是这“农夫女工，无所不问”，这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向老百姓学习”吗？
其二，是他的政策的基本用意是“榷制兼并，均济贫乏”。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打倒土豪劣绅，使耕者有其田吗？
关于王阳明的一篇已经是二十六年前的东西了，收在这儿实在有点不伦不类，或许还会使少数的朋友感到惶惑。那本是为当时泰东图书局版的《王阳明全集》所作的一篇序，其后曾经收进《文艺论集》的初版，在改版时，我自己又把它删掉了。但我今天依然把它收集在这儿，一以表示我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又一想在这儿替王阳明说几句公平的话。
我自己在思想上也是经历过好几度的变迁来的。我信奉过泛神论，甚至实际从事过静坐，因而王阳明在我的心目中有一个时期是最崇拜的一个人。今天拿思想的方法来说，他无疑是一位唯心论者，但我也不想学当今的贤者那样，凡是有唯心论的色彩的，便一律斥之为反革命。其实评价一个人的思想应该在整个的思想史中寻求它的真实的时代意义。唯心论有时候并不比唯物论更反乎进化，或违背真理。在这样的变革时期，我们本着矫枉不妨过正的观点，无宁是应该赞扬唯心论的革命性的。王阳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无疑是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一反程朱之徒的琐碎，想脱去一切学枷智锁，而恢复精神的独立自主性，这无宁是值得我们赞美的。我们不要在他所说的“致良知”的一些暧昧的形而上的言语上去拘泥，我们请在他的注重实践，提倡“知行合一”“事上磨练”上去做工夫吧。说明了这些，我敢于坦白地承认，我在今天依然是敬仰着王阳明的。
《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特别是以仕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并组织了革命的李岩，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而这斗争我们还没有十分普遍而彻底地展开。
关于李岩，我们对于他的重要性实在还叙述得不够。可惜关于他的资料是毁灭了，我们可以坚决地相信，他一定是一位怀抱着人民思想的人，须知他是主张“均田”的。唯其这样，所以他能够与李自成合伙，他的参加农民革命是有他自己的在思想上的必然性，并不是单纯的“官激民变”。
认识了李岩的这层重要性，我们请把他和约略同时的一些学者或思想家来比较一下吧。例如顾炎武在前是被视为承先启后的一大鸿儒，特别被人尊重的是他有民族思想，他不受清廷的羁縻，而且还有组织地下运动的传说。但他对于李自成是反对的，可以证明他只有民族思想而无人民思想。
又例如王船山，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近来是够被强调着，骎骎乎驾诸顾炎武之上了。他的民族思想也异常强烈，曾参加南明的抗清斗争，明亡隐于苗洞，坚苦著书，书也到了两百年后才为曾国藩所刊行。这些往事的确足以增加人们对于他的尊敬。然而在我看来，他也只富于民族气节而贫于人民思想。
这儿有这么一段事实。张献忠到了湖南，慕王船山的大名，特别礼聘他，请他参加自己的队伍。王船山躲起来了，不肯和“草寇”合流。张献忠便用绑票的方式把王船山的父亲捉了来，要挟他。弄得王船山没法，只好毁伤自己，被肩舆抬着去见张献忠。张献忠看他那样固执，便把他父子一同释放了。据这个故事看来，我们可以了解张献忠也并不如一般传说所讲的那么糊涂，而王船山的固执倒是可以惊人的。请把这种态度和李岩比较一下怎样呢？李岩不是可以更令人向往的吗？
我本来想把李岩写成剧本的，但没有成功。已经有好些朋友把《甲申三百年祭》写成剧本了，可以省得我费事。不过我还有一种希望，我们应该把注意力的焦点，多放在李岩的悲剧上。这个人我们不要看他只是一位公子哥儿的读书人，而是应该把他看成为人民思想的体验者、实践者。虽然关于他的资料已经遭了湮灭，但在思想史上也应该有他的卓越的地位的。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序
论曹植
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
王安石
王阳明
甲申三百年祭
关于李岩
夏完淳
鲁迅与王国维
论郁达夫
附 再谈郁达夫
论闻一多做学问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