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简意赅，大题小讲，既化古为今，又旁涉西洋经济、管理体制，虽各有侧重，但每每表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包罗万象和玄深妙用，及其痴心、醉心于中华文明的缘由和立场。
对了，我说把上个月对人民大学讲中国文化课的记录印给大家，诸位都有了吗？（答：有）好，上个月，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师生来过。现在有个风气很奇怪，每个大学都讲国学。我说请问你什么叫国学？我也不懂。还有中国文化，甚至讲中国文化特色。我说中国文化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你简单两句答复我，我想几乎没有人答得出来。如果说中国文化就是孔子、孟子、儒家，完全错了。中国文化诸子百家那么多啊！孔孟之道代表个人修养是可以，完全代表中国文化是不可以的。
那么，国学又是怎么来的？推翻满清以后，民国初期开始才有“国学”这个名称。我说这个名称也有问题，中国人说这是我的国学，英国人讲他们的国学，德国人讲德国的国学，究竟国学是个什么东西？
人民大学的纪校长为了这个，创办了一个国学院，挨了大家的批评，很痛苦，但他还是办了，不过据说现在国学院很热门。办了以后，他要我到北京，我这个人老了，哪里都不动，最后只有劳驾他们赶来。上个月他们带领博士班的学生同老师们在这里，我讲了国学与中国文化的问题。
你们银监会的刘主席要我讲这个问题，我说不需要重讲，所以我让他们发了给人民大学讲话的记录，那里面讲了一点点国学方面的问题，给诸位做一个参考，甚至给我一个指点。
我们长话短说。这一次来，除了你们这班金融界的英才以外，听说还有些人，我的老朋友皇甫平也在吧？这位周瑞金先生，我说一九八九年后能够继续改革开放，他是第一功臣。当年讲姓“资”的也好，姓“社”的也好，争论走资本主义路线、社会主义路线的时候，邓小平先生还在，很难下结论的时候，他敢于带头站出来写篇文章，影响很大。他当年是准备挨斗的。我说你这个读书人，老朋友，有胆识，、很有功劳，他今天也在这里。听说还有大哲学家周国平先生也在这里。这些老前辈们，我都要请大家原谅，给我一点指教。
我今天想在这很短的时间里，讲故事给大家听。你们诸位是搞金融的，我常常在谈中国文化时提到“经济”，“经济”这个词语，我一直到现在心里不舒服，从年轻就开始了。
诸位要知道，我们推翻满清以后到现在为止，九十六年，再过一个月以后是九十七年。当年我的老师辈，都是前清的遗老，有功名，起码是举人，有些是进士，做过官的。我长大一点，正是北伐阶段，他们这些老前辈都笑，你们年轻人乱听这些，书不好好读，什么开始北伐！军事是北伐，政治是南伐。
我们当时小，老师讲话是坐着，我是站着的，背书也站着，不像现在，以后慢慢改了，上课是学生们坐着，老师站着。将来时代学生们躺着，大概老师们要跪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啊……（众笑）
当时老先生们这样一讲，我们就不敢说话了。在那里我是年纪比较轻的，我就问老师，那个时候不叫老师，叫先生。先生啊！怎么叫“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他说，你看，这些革命党（所谓革命党包括了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的一切党派），他们懂什么？就是拿到政权，做官做事什么都没有经验，拿到政权以后，用的都是满清的遗老遗少，一切规矩都没有变动。只是表面做得很好，实际没有内容。
当时他这样讲，现在我回想，好像九十年来都是这样，还是一样道理。包括我们共产党成立新中国以后，新建立的政权到现在，这些情形同当年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道理是一样的。而且，中间虽然对中国文化那么严重地整顿，但中国文化坏的一面并没有去掉，这是个什么道理？
是文化问题吗？人性问题吗？我们这里有哲学大师们，好几位都在，值得研究。现在这个问题扯开就大了，有关政治、哲学、教育，都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回过来还是讲本身的问题，刚才提到“经济”，我常说，我们很多翻译的名称是二手货，西方文化变成中国文化，很多名称没有自己翻译，日本人是用汉文，用中国文字，日本人先接手翻译的。譬如说“智慧之学”，我们中国人叫“慧学”，日本人翻成“哲学”。当我到台湾以后，一听闽南语的发音，哲学叫做“铁盒”，我们浙江人一听“铁盒”，铁的盒子啊！实际他是用“哲学”两个字。可是“慧学”给日本人一翻成“哲学”，我们用到现在还是“哲学”。
再譬如说“经济”，我就严重地反对，中国讲“经济”，在中国文化里头很严重啊！是经纶济世，大政治家，大文化家，这个叫“经济”。我们常说中国古人的对联，“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那个“经济”不是现在这个“经济”。他讲写文章文学，西汉一个司马迁作《史记》，一个司马相如文学第一，所以“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中国经纶济世之才，赤手空拳打下来天下，建立一个政权而万古留名的，很好的榜样只有诸葛亮一个人，所以叫“经济南阳一卧龙”，卧龙先生就是诸葛亮。这是中国人由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的观念。日本人把管财经的问题叫经济，这是很好笑的事。现在一提到经济就想到管钞票，要钱，这个文化问题很严重。
所以我们有一个遗憾，把西方文化翻到中国来，从来没有做统一的翻译，包括自然科学。我们国家从满清末期开始翻译西方文化，满清同治年间，成立了同文馆，这是国家翻译院。可是到现在呢？不管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一切翻译都没有统一。
讲到同你们工作有关系的经济，这里一位李慈雄博士，是我的老学生，比陈峰资格还老，他也是同学里头言听计从的一个人，他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我在美国的时候，他正在世界银行做事。我说慈雄啊，这个不能做了，你马上就辞了吧。他地位很好，拿高薪的。我说，我看了美国，不行，遇到问题第一个开除的，一定是东方人，而且是中国人，你赶快辞掉，在你巅峰的时候、最好的时候辞掉。他说，老师，我也想辞，辞掉到哪里？我说回大陆去。他很难，他是台湾人，美国留学的博士，岳父萧政之中将，政治部主任，曾经是反共的主将，他三个身份都很难。他说老师让我到大陆干什么？我说，到上海去发展，中国需要人，经济发展这一方面你是专家。他在我面前站不到一分钟，说，老师叫我到哪里，我就去哪里，就一句话。然后他到上海做企业，现在叫斯米克公司，股票也上市了。
当时他在斯坦福大学时，学校里有个经济学的名教授，慈雄就给他谈中国文化，他说到他中国的老师是南某人。他说南老师批评我们学经济的。我说世界上的经济学家，欧美的经济学家，是强盗的经济学家，都是为一个国家、一个观点，写了许多经济学的书。你们学经济不要乱跟他们。从《原富论》开始，通通不对。没有一个学者研究全体人类的经济学，马克思有一点像，还不完全，他在那个时代还看不清楚。任何一个学问，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土话，叫做“麻子上台阶”，一个麻子上了台阶，群众观点，个人看一点。整个麻子脸，哪个洞在哪里都搞不清
楚。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学都是这样。实际做国际大生意的，影响了整个世界，他们对全人类究竟是怎么个影响法，今天乃至以后的全人类，究竟应该怎么样生存生活，没有人研究，这是很严重的大问题。
那么，请问中国原来有没有现在所谓的“经济学”？没有。这是十九世纪以后过来的。譬如说，我们“抗战”以前，经济学没有几个人，某人在外国留学，学经济回来，好像很不得了。
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有！我今天特别带来，这是康熙、雍正时代整理的《古今图书集成》，恐怕你们图书馆没有，它把几千年的财经，一切内容的要点囊括在里面。所以康熙、雍正时期对中国文化，很对得起。
经济学，在中国过去叫什么呢？叫“食货”。中国人过去是重儒轻商，看不起商业。司马迁写《史记》，他写了一篇《货殖列传》、一篇《平准书》。后来班固写《汉书》，在《史记》的《平准书》、《货殖列传》的基础上写了《食货志》。
你看“货”字，为什么用这个字呢？这要研究中国字了。不认识中国字，你中国文化讲不通的。“货”是“化”下面加个宝贝的“贝”。贝是什么？我们上古货币是用贝壳做的，最初商朝、周朝以前的货币是贝壳，后来慢慢变成用其他的货币。“货”是化贝，包含了物品交换和货币贸易的内容。“贸”字上面是“卯”，下面是“贝”，早晨五六点钟（卯时）在集市上买卖交换物品。“易”上面是“日”，下面是“月”，日、月每天轮转更替，包含交换、交易的意思。
由“货”字，谈到货币学。我常问学经济的同学，我说古今中外每个国家，每个社会，货币一定会通货膨胀，每个时代都会通货膨胀，而且每个新时代会把货币变了，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经济哲学的问题了。货币为什么一定会变？譬如刚才讲到“货”字，是变化的“化”下面加一个宝贝的“贝”，有财富变更变化的意思。所以，司马迁第一个提出来商业的哲学，写了一篇《货殖列传》，那么中间有两句话很重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切学问道德抵不住一个钱、利，利之所在，拼命苦干，命不要就是为了这个利。人家说司马迁是历史学家，我说你们不要搞错了，司马迁是一个历史哲学家，他走道家的路线，他为人类开了一条路。
与银监会的漫谈
第一堂
不虞之誉，求全之毁
缘起
北伐与南伐
翻译问题大
西方、东方和人类的经济学
吃饭大如天的农业
自己的金融、法律体系
求索而迷惘的百年
票号、钱庄、银行与金银、钞票、卡
第二堂
财富从哪里来
清末民初的货币战争
张恨水的文章
抗战与抗战后的金融
到了台湾 朝不保夕与白色恐怖
分税制、黄金、计口授粮
治理通货膨胀
绝利一源，用师十倍
合作社、搭会与信用
第三堂
小国寡民与治大国
政治与经济的主辅
克难运动
土地公有与金融
公与私的辨证
盛名之下不可久居
《票据法》的兴废
文物衣冠与中药
美国、法国的银行
做生意的时机
金温铁路与试验中国银行
文学与人生修养
两首诗的感慨
新旧文化的企业家反思
第一堂
缘起与感想
奖学金与助学金
所谓“经济”
学问知识文化
历史的重要性
政治与经济的主辅
管鲍之交与做领袖的条件
第二堂
国之四维
管仲相齐
吕不韦相秦
春秋大义
文景之治
发展的虚实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