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美国在日本实施的国际文化战略为出发点，详细描述了二战后美国在日本开展的一系列文化教育交流活动，并将美国在日本投入的文化教育交流预算与在其他国家地区的投入预算进行了比较，从而不难看出日本如何且为何成为美国实施其在亚洲地区的国际文化战略的重镇。作者援引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话——“我们待人要心存善意，而非恶意。比起掠夺土地、剥削压迫，这样做能取得更大的回报。未来的帝国将是头脑的帝国！” 用以概括以文化为核心的公共外交成为美国实施国际战略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的原因。本书对文化外交领域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以及文化产业的参与者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是拓展读者文化视野不可多得的好书！

　　《美国文化中心：国的国际文化战略》：
　　1953年，根据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指示，美国成立了国际信息活动委员会（通称杰克逊委员会），并由威廉·杰克逊担任会长。委员会对美国政府的对外宣传活动展开了调查。调查结束之后，委员会建议将所有的文化宣传项目统一整合到国务院的某一机构中，并赋予这一机构的长官更高的地位和权力。
　　大约与此同时，由戴维森·洛克菲勒任委员长的总统政府机构咨询委员会建议设立一个新的独立于国务院的宣传组织。这项建议被杰克逊委员会接受，同时也获得了美国国务卿和议会的赞成。
　　但是，由参议院议员伯克·海肯卢珀任委员长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海外项目下设的委员会提出，为了不给外国留下美国大搞对外宣传的负面印象，即便是成立了负责文化宣传活动的独立·机构，文化教育交流项目仍应归属国务院管辖。不仅如此，今后新设的独立机构所提出的意见都应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仔细考量。
　　经过一番讨论，由总统直接控制的独立机构——美国新闻署于同年成立。但是，文化教育交流项目仍归属国务院管辖。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强烈要求将宣传活动从国务院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这对于美国新闻署的成立起到了重要作用。③
　　1950年代，在中央情报局的指导下，美国开始通过针对亚洲的自由亚洲电台（RFA，1950年）、针对东欧的自由欧洲电台（RFE，1950年）和针对苏联的解放电台（RL，1951年，后来的自由电台）进行广播。与主要报道美国政策和生活的美国之音不同，自由亚洲电台和解放电台通过利用一些流亡者伪造一些从其他国家发出的国内广播，主要报道一些在这些国家国内收听不到的消息和虚假情报。
　　除此之外，1950年代初期也是约瑟夫·麦卡锡煽动的“剿红”（极端反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大肆盛行的年代。在好莱坞，由于众多相关人士被诬陷与共产党有染，他们与政府持续许久的蜜月关系因此而中断（自此以后，除积极配合剿红运动的约翰·韦恩等人以外，好莱坞的大多数人都通过针对越南战争的态度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政府和反实力主义的倾向）。
　　在宣传和文化教育交流领域，弥漫着对各部门职员的怀疑情绪，同时对图书目录的内容也开始进行审查。但是，随着全世界对“剿红”运动展开的批判性报道，艾森豪威尔和美国议会担心这将损害美国的形象，于是开始与麦卡锡主义保持距离。与此同时，美国也更加重视对外宣传活动。④著名新闻主持人爱德华·莫罗毅然站出来反对麦卡锡主义。1961年受约翰·肯尼迪总统的任命，爱德华·莫罗成为了美国新闻署署长。
　　目前所述内容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美国人对于政府的文化宣传活动持消极态度。究其原因，是由于民众对于中央集权政府的不信任和孤立主义传统的影响。文化宣传活动归根结底只是应对外部危机的手段，政府倾向于将其正当化。
　　第二，在宣传活动中，信息、传播、宣传（白色宣传、黑色宣传）等词语相互混杂。同时，这些词经常与文化活动（文化教育交流）被放在同一层面进行讨论，从而导致“文化宣传活动”概念的模糊不清，致使其成为混乱、误解和争论的根源。此外，对宣传机构的屡次调整和重设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模糊性。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战争期间”的现实主义将这种模糊性封锁了起来。再者，也可以如此解释：正是由于这种模糊性，才使得美国在战争时期随机应变政策的实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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