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诗意悟书魂（沈鹏先生研究四题）》：
四 具有包融性、开放性
江南文化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开放性和包融性。从远古时候起，江南地区人民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积极吸收、融合其他地域文化。先秦肇始，江南文化与楚文化、中原文化之间有着长期的交融渗透、互相借鉴吸收，而中原文化更以其博大厚重长期影响着江南文化的发展。江南文化的开放性是其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吴之立国即可说明这种交流由来已久。吴太伯是周文王的长子，为“让国”于季历及其子昌，来到遥远的江南荆蛮之地。江南土著非常推崇他的举动，《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土著“从而归之千余家”，自动归顺拥戴太伯，后来的吴国就是从此发展壮大起来。这说明吴立国之初北方中原文化即开始融入吴越当地文化的事实。春秋之后，吴、越与北方及楚国有着密切的交流，江南文化更是在与楚文化、中原文化的交融中发展。《荀子·儒教》载：夏人南来，“居楚而楚，居越而越”。楚国灭越以后，越文化向东南沿海地区渗透，楚文化就占据了吴越文化的核心地区。
秦统一中国以后，采取彻底的文化统一政策，并大规模的移民江南。秦汉时期，强势的大一统的中原文化冲击这个区域文化，吴、越与其他地区的人民的相互迁移也使得这一时期吴、越的文化个性被中原文化所掩盖，但也正是中原文化这时的强势影响，使江南文化得到了新的充实与整合。
另外，还可以从佛教在江南的传播说明江南文化的开放性。佛教作为一种异域文化，在东汉末年传人中土以后，在江南传播尤为迅速。东吴时孙权在召见高僧康僧会后，“大加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逐兴”。佛教在江南的影响和势力很快就可以与北方分庭抗礼。到了东晋南朝，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江南佛教流布更广。宫廷与民间普遍流行这种新的文化，江南名刹较多，信佛者日众。至唐代江南更是禅僧云集，禅宗在此迅速播布。由此即可看出江南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自觉吸收与融合而呈现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特征。
东汉以后，江南文化优势开始逐渐建立。后来许多著名江南人物的祖先都是此时从北方迁移到江南的，如王充在其《论衡·自纪篇》中提到自己的祖先为北方魏郡人，因战功被封于会稽阳亭，后代即定居于会稽。再如会稽士族贺氏，《三国志·贺齐传》注引虞预《晋书》云：“贺氏本姓庆氏，齐伯父纯，儒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与江夏黄琼、汉中杨厚俱公车征，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讳，改为贺氏。”据曹道衡先生研究，庆氏为西汉庆普之后，为沛人，显然会稽贺氏也是从淮河地区迁移到江南的。三国时期孙权的许多重要官员将领都来自北方，如鲁肃、吕蒙、张昭、周泰等。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中，江南广泛接纳北方士人与北方文化，也能说明这一点。
唐代安史之乱及中唐时期各个藩镇相互争战中，大量北方士人避乱江南，江南本土居民对待其中的富有才学的文士往往钦佩有加，而且许多江南子弟跟从这些南来的文士学习游历。比如华阴道士吴筠、大诗人李白及冀州文士孔巢父隐居越州时“诗篇酬和，逍遥泉石”，江南人多从之。举家迁居苏州的弘农杨凭、杨凝、杨凌三兄弟有文名，吴人因而非常尊崇他们。权德舆在《兵部郎中杨君集序》中云：“君讳凝，字懋功。孝弟纯懿，中和特立。早岁违难于江湖间，与伯氏嗣仁、叔氏恭履，修天爵，振儒行。东吴贤士大夫号为‘三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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