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茶的视觉艺术
绪论
一盒小小的茶叶中，蕴含着无数的诗意和动人的情感。
——拉尔夫·沃尔多·艾默生
对近百年间的美术作品（fine art）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和社会行为。视觉上的直观呈现，让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房屋装饰等。荷兰艺术大师简·维米尔（Jan Vermeer）在他的作品中，抓住了17世纪日常生活最精彩的部分，使我们了解了当时人们是如何使用瓷器、银器、家具、地图和波斯地毯这些物品的。虽然很多研究艺术史的学者认为，这些日常物品的象征性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此类画作非常有效地向观者展现了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关系。研究器物，静物写生也许是风俗画中最贴切的类型；而肖像画则是从另一个观察角度切入，呈现器物背后的社会风俗。
英国画家以擅长画肖像画闻名，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是约书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1723—1792）和托马斯·盖恩斯伯勒（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作为上流社会生活的标志之一，饮茶在乔治王朝时期的英国经常被描绘成一群人的群像，这种画被称作“人物风俗画”（conversation piece）。在17世纪、18世纪，能买得起茶叶及精美的陶瓷和银质茶具、茶家具，是一个人社会阶层的象征。而饮茶的时候让人给自己画像，更证明了主人的财富与阶层。
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再次证明了绘画作品对装饰艺术研究的重要性。威廉·韦雷斯特（William Verelst）在大约1741年创作的作品《高夫一家》（The Gough Family），曾被借展于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画中展现了茶家具、银器、瓷器等一系列茶器。这些格外精美的茶器中，有三个银茶盒，装在桌子上一个中国风雕刻的象牙茶叶箱里。有一天，帕特里奇美术公司（Partridge Fine Art）要出售一个茶叶箱，一位名叫露西·莫顿（Lucy Morton）的银器专家发现，这个茶叶箱与画中的一模一样。因为高夫家族发家于对华贸易，那个象牙茶箱被认为是哈利·高夫（Harry Gough）直接从中国买入——他1705年曾担任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司翠森号（Streatham）的船长，1730年起担任东印度公司的主管，直到去世。高夫在返回英国前，为象牙茶叶箱搭配了三个银质茶叶盒，还制作了一个木箱子套在外面保护贵重的象牙。画中的这个茶叶箱，不仅彰显了茶的重要地位，也象征着对华贸易和英国商人所创造的财富。
可以说，到了18世纪，以饮茶为主题的风俗画已经发展出了其自身独有的风格。19世纪，此类画作的题材扩展至社会的更多面向。维多利亚时期的画作，不仅仅描绘了社会上层阶级，也记录了工人阶级喝茶的可怜景象：一家人围坐在小屋的炉火边，享用一天中最丰盛的一餐——下午茶（high tea）。这是英国绘画发展的繁荣期，有12000多名画家被记录在册。很多维多利亚时期的画家以茶为主题进行创作，或者将其作为画面中的点缀，“茶”可以说是当时最吸引眼球的主题之一。
当我们将茶的历史与中国外销画、航海图景、漫画研究，以及中国风格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就能对茶的社会作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其影响力之深远出人预料。简单来说，只有通过画作，才能将与茶有关的社会现象了解得更透彻。
航海艺术
英国人对贸易、异国他乡和异域商品的着迷，使得以东印度商船为主题的画作非常流行。东印度商船是东印度公司贸易船只的统称，是当时英国贸易的支柱。这些航海主题的画作把大英帝国描绘成了一个海上贸易大国，记录了帝国崛起的历程。茶叶等商品的海上贸易是英国走向富强的关键，因此这些画作也可以作为史料来研究。
英国16世纪的航海艺术主题，灵感来自于荷兰已臻成熟的航海艺术传统。1673年，查理二世邀请荷兰航海画画家威廉·范·德·维尔德父子（Willem van de Veldes）来英国发展航海主题艺术，并将他们安置在了格林威治的皇后宫（Queen's House）。父子二人在这里开设了一个工作室，专为王室创作英国航海主题的画作。工作室的运作很成功，在17世纪90年代迅速扩张，创作出数量繁多的作品。直到18世纪中叶之前，工作室一直是英国航海主题艺术领域的领头羊。
这个时期，画家彼得·莫纳米（Peter Monamy，1681—1740）开始崭露头角。随后，一些艺术家创立了18世纪中叶的英国画派。彼得是同时期画家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54）的好朋友，后人推测，他与霍加斯甚至霍加斯朋友圈里的画家很可能有过合作。老约翰·克莱弗利（John Cleverly Sr. ，约1712—1777）出生于伦敦的萨瑟克区（Southwark），生前一直在德特福德（Deptford）的皇家港区（Royal Dockland）工作。他从18世纪40年代起开始绘制轮船画。克莱弗利的作品中包含很重要的史料，记载了东印度商船从英国出发，勇敢开启未知旅程之前的情况。格林威治有一个英国国家航海博物馆（National Maritime Museum），里面收藏了很多英国航海主题的作品。在这个领域，伦敦的藏品是最丰富的。
随着这一艺术形式的流行，英国航海主题绘画的黄金时代来临了。人们通常认为，所谓黄金时代是指1786年到1805年之间，代表人物有尼古拉斯·波科克（Nicholas Pocock，1740—1821）、罗伯特·多德（Robert Dodd）、托马斯·鲁尼（Thomas Luny）和托马斯·惠特科姆（Thomas Whitcombe，约1752—1824）。尼古拉斯·波科克的父亲是水手，因此对海洋有切身的体验。与他一起工作的海员也对他赞赏有加。罗伯特·多德（1748—1815）因其创作的大量作品而为人所知。创作于1780年前后的画作《东印度商船诺森伯兰号离开圣赫勒拿》（The East Indiaman Northumberland off St. Helena）收藏于英国国家航海博物馆，展现了托马斯·鲁尼（1759—1837）的高超画技——鲁尼也有与航海相关的经验。这些画作向后人讲述了野心勃勃、敢于冒险的海员们把茶叶等贸易商品带回英国，供英国人享用的故事。所有这些画家都在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展出过画作，向人们普及了航海艺术和东印度贸易的情况。
……
19世纪，随着世界贸易的迅速扩张，伦敦的皇家艺术学院也将航海艺术认定为一个独立的流派。19世纪职业航海画家的人数，比18世纪翻了三番。航海艺术大热的时期也正好与英国人对贸易和遥远的异国产生兴趣的时间相一致。
中国外销画
中国外销画使对这片土地充满好奇的英国人得以了解亚洲的文化、贸易、商业和地理。卡尔·克罗斯曼曾经说过：“在照相机发明之前，绘画作为西方人了解东方文化的媒介，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之后，中国的各类艺术品就开始流入英国。中国的出口艺术品找到了英国这个现成的市场。随着东西方联系日益密切，这一市场也日渐增长。
虽然缺乏西方绘画技巧的相关训练，但中国人还是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发现，迎合西方人审美的绘画作品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当时，那些远渡亚洲的西方绘画和画家们，给中国的艺术市场带来了巨大影响。在此环境中完成的外销画卓尔不凡，结合了中西方的绘画技法，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东西方绘画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中国画是以简单的平面或垂直视角创作的；而西方绘画的色彩层次更多、更写实，其遵循的线性透视法和空气透视法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另外，在中国画中，阴影并不是用来表现体量或者景深，而是用来遮挡瑕疵。尽管有这么多的区别，但中国的画家还是很快学会了西方的画技，并运用到风景画中。18世纪中叶，东西方贸易欣欣向荣，中国画家按照西方绘画方式完成的作品市场需求量尤其大。画作的主题也为了迎合西方人的艺术品位，而做出了改变。但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些表现中国的产业和文化的绘画中，保留了更多的中国传统风格。这一点，在下文将有详细讨论。
中国外销画大多是水彩画和水粉画，1775—1800年间又增加了油画。纸是最普遍的画材，但也有画在玻璃、丝织品、扇子、陶瓷、象牙和墙纸上的。
……
在中国出口的绘画中，描绘不同商业活动和贸易产业的水彩画和水粉画最受追捧，它们一般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12幅为一组。一组完整的画，会呈现出商品生产的各个环节，比如最重要的贸易商品——茶和陶瓷的生产。这些画有的用丝带捆在一起，有的放在有丝绸里衬的盒子里。画的价格不高，易于运输，广受收藏者欢迎。西方的买家们非常喜欢这种系列画，画材一般是欧洲出口的纸张或者一种较脆的中国通草纸，通草纸一度被误认为是宣纸。描绘茶贸易的系列画通常会是这样的顺序……
西方艺术家笔下的中国意象
西方人对远东的兴趣如此强烈，以至于欧洲的画家也纷纷将目光投向这片异域的土地。上文提到的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抵达中国后，为中国出口的绘画作品带来了西方艺术的影响。钱纳利28岁离开英国，在印度生活了23年，后来又在中国的沿海地区生活了27年。1825年抵达中国后，钱纳利发现中国境内生活着一个人数不多但颇具影响力的外国侨民群体，并且，其中有几位或许会构成他的朋友圈并成为他的主要赞助者。这个侨民群体到底有多小呢？帕特里克·康纳（Patrick Connor）在他的著作《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中曾提到：1836年，澳门的成年男性外国侨民只有307人；其中只有23人是和妻子或家人一起从西方过来的。这些侨民中有两位富有的英国贸易商——威廉·贾丁（William Jardine）和詹姆斯·马西森（James Matheson），他们后来成了钱纳利的赞助者。
钱纳利曾经在约书亚·雷诺兹爵士手下学习。他继承了英国绘画的庄重传统，其浪漫、极致的艺术风格迎合了当时移居海外的英国人的情感需求。对他们来说，维多利亚时期和当下的英国绘画可能反而更加陌生。作为少数几个生活在中国沿海地区的西方艺术家之一，钱纳利变得极具传奇色彩。因为竞争对手是针对出口市场的中国画家，他也不可避免地被中国艺术影响。虽然前人对中国外销画这个领域已经有了一些研究，但还是有不少画作被错误地归到钱纳利名下，或者被错误地归为“钱纳利风格”。作为一个深度参与中国出口贸易的西方人，钱纳利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商业贸易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些理解也反映在了他的画作里。其画作的主题包括：中国岸边停靠的船只、重要人物（如公行领导）的肖像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如何被西方贸易所影响等。
中国风的热潮
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最初始于马可波罗的冒险之旅。在1306年前后出版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Travels）中，马可波罗描绘了这片异域土地上的建筑、神话和生活的人们：“让我们现在……去中国旅行，这样你也许能够对它的伟大和财富有一些了解。”而欧洲人最早接触到关于中国的图像，是在14世纪的意大利丝绸上。之后，通过进口的中国商品，中国风一点点地传播到了欧洲。
在英国，没有任何一种艺术风格能像18世纪中叶的中国风那样激起人们的好奇心。西方人开始模仿一切中国的风物，其影响范围波及纯艺术和装饰艺术，全英国上下掀起了一股“中国热”（China-mania）。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丝绸、家具、墙纸、珐琅、漆器、艺术品等，是中国热的源头。英国人从这些物品的手绘细节中获得了灵感，虽然有时并不能准确地理解它们。中式美学被运用到了各个领域，包括房屋内部设计、花园设计、装饰设计，甚至是源自中国的饮茶习俗。其结果是，中国的审美和艺术极大地影响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当然，它也影响了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但在英国，中国风在无与伦比的银器业、中式奇彭代尔风格（Chinese Chippendale style）的家具，以及克莱顿庄园（Claydon House）华美的内部装修中都有突出表现。
英国上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出版物、艺术、文学，都透露出强烈的学习中国风俗的愿望。1755年，《鉴赏家》（The Connoisseur）杂志的一位作者讽刺道：“中式美学已经侵占了我们的花园、建筑和家具，还会入侵我们的教堂；要是一个纪念碑也是中国风，装饰着龙、铃铛、宝塔和满大人，该有多美啊？”中国热激发了英国人的想象力，英式设计与中式主题的结合，散发出巨大的魅力。英国人对中国风格进行了创新，发展出引人注目的中式洛可可风格，它与之前流行的严肃的帕拉第奥式风格相反，正好迎合了当时人们轻浮、猎奇的审美取向。
人们普遍认为，英国人在18世纪创造了艺术园林，也就是所谓的“中英混合式园林”（Anglo-Chinese garden）。18世纪40年代，之前对称、统一的风格已经被不对称和中式的亭台楼阁、宝塔所取代。这种风格的园林，现存最好的一个例子是英国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s）,里面有钱伯斯爵士（Sir William Chambers）在1760年左右仿照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建造的宝塔。修·昂纳（Huge Honour）认为，中英混合式园林的地位十分关键：“英国对欧洲的中式景观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所谓的中英混合式园林。这种园林后来传遍欧洲，它和它园子里的那些橡木和山毛榉，都带有鲜明的英式风格。”……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