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人性世界》：
由于人性的内容是人之情欲与认知能力，顺性而为，从人之情欲的角度看就是放纵情欲而为，而放纵情欲的结果是对他人、对社会有害无益。正是在此意义上，荀子从道德的维度对人性作价值判断，判定人性恶。而为了论证人性恶，荀子在讨论人性的价值指向时，其所谓的人性内容特指人之情欲，而不包括人之认知能力；为了论证人性恶，荀子还专门写有《性恶》篇。
从《性恶》篇可以看出，荀子论证人性恶，意在为礼的出现、存在提供依据，为其礼治思想提供理论证明。戴震也曰：“荀子在孟子后，直以为性恶，而伸其崇礼义之说。”（《孟子字义疏证》卷中）基于此，其论证人性恶与其论证礼的产生、存在的必然性是二而一的。这就是《性恶》篇中的文字，论性与论礼交织在一起而不可分割开来的原因。
当然，这种致思路径在《礼论》篇中也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荀子论礼，要引入“性”。《礼论》篇开头就说：“礼起子何也？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这无非是说，人性的内容为人的情欲，如果仅仅顺从人性的内在需求而为，人就会被欲望所左右，无所限制地追求欲望的满足，从而发生人与人的争夺，导致社会混乱、国家穷困，这说明人性是恶的，需要有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加以约束，而这种强制性的规范就是“礼”。这是礼出现的“理由”。至于具体的礼乐制度，则是由“先王”制作出来的，或者说，制礼作乐的主体是“先王”。而礼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划定人们的社会等级，确定人的欲望的满足程度与满足方式，使得有限的物质财富与人的被节制的欲望之间得到协调，从而既满足了人们的被节制的欲望，又保证了物质财富的充足，既规定了人的行为，又治理了国家。
我们来看《性恶》篇中的有关文字。其一，“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这是说，人性由人之情欲所构成，体现为生而就有的贪图私利、憎恨他人、耳目之欲与声色之好，顺着人性之所欲而发展，就是放任人们贪图私利、憎恨他人，任由人们放纵耳目之欲、声色之好，其结果是人们因之而产生相互争夺、彼此残害、沉湎淫乱等，所导致的后果是辞让、忠信等道德的沦丧以及礼义制度的崩坏，而道德沦丧、礼义制度的崩坏则意味着等级名分、社会秩序等的破坏，国家甚至陷入暴乱。这表明，人性恶。而正因为人性恶，才需要“师法”的教化与礼义的引导，使人们重新回到道德、礼义的架构中，从而使社会走向安定。这里，人性恶是礼得以存在的“理由”。
其二，“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这是说，放纵性情就会为非作歹、邪恶不端、违背礼义，就会成为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的小人，因此，人性恶。而正因为人性恶，才需要“师法”之化与礼义规范，约束、整治人性，使人们受到礼义、教化的熏陶，从而成为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的君子。而礼义、法度出自古代的圣王之手。这里，同样的，人性恶是礼得以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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