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传统诗歌的发展源远流长。 早在春秋时期，就形成了以四言诗为主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展示出中国早期诗歌的面貌。至汉魏时期，先后兴起五言诗、 七言诗，至唐代形成了以律诗、绝句为主要体裁的近体诗，并趋于定型。从《诗经》时代至今的两三千年以来，从古典诗歌到现代新诗，中国诗歌不因近体兴而古体绝，也不因白话诗兴而格律诗绝， 每一代均有每一代的诗歌，生生不息、绵绵不绝，形成了在世界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中华诗歌文化。
松江地区的诗歌艺术，有着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底蕴，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花园中一朵引人瞩目的奇葩，并在某些特定时期， 对整个中国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从发展脉络上讲，松江地区的诗歌与整个中国诗歌既有很大的一致性，又有一定程度的错位。这与松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从政治上说，松江地区地处海域边陲，在《诗经》时代一直远离政治中心，长期没有设立县级以上的行政建置。所以，当时此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几乎没有官方史料记载。松江旧名华亭，关于此名的由来，明清旧志认为是始于春秋时吴王寿梦建“华亭”于此，为停留宿会之所，但是现代史家多否定这一说法。至东汉末年，陆逊因军功获封华亭侯，“华亭”之名始见于史册。按秦汉时制度，以郡统县，县下设乡，乡下设亭，亭下置里。因此，汉末三国时多有获封亭侯、乡侯者。由此可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华亭的行政级别尚在乡、亭一级，隶属于吴县。唐天宝十载（７５１年），置华亭县，华亭始有独立的行政建置。元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年），升华亭县为华亭府，领华亭一县，次年改名为松江府。至元二十九年，华亭县析出上海县。明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年），析华亭、上海两县部分土地，建青浦县。清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年），分华亭县西北部建娄县。 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又建奉贤县、金山县。至嘉庆十年（１８０５年）， 演变为一府（松江府）、七县（华亭、上海、青浦、娄、奉贤、金山、南汇）和一厅（川沙抚民厅）的行政格局。１９１２年，松江废府，华亭、 娄县合并为华亭县，后改为松江县，１９９８年撤县建区，松江县改为上海市松江区。本书所选诗人、诗作，绝大多数以今松江区范围为限，兼顾历史沿革中的华亭县、娄县所辖范围。
松江的经济、文化发展与政治地位的变迁几乎是同步的。华亭建县以前，松江地区的经济比较落后，被称为“海域蛮荒”。建县以后，经过唐、宋两代的发展，至宋代，华亭城中已有街巷数十条。 元初升府时，城内有一府一县行政机构，因城垣较小，城市建筑沿市河向西延展，至元末已形成“十里长街”。明代松江城被列为全国３３个都市之一。清代松江府城有一府两县的行政机构，官绅宅第众多，商店作坊鳞次栉比，人烟辐辏，车马骈阗，形成了繁荣的市面。松江地区的文化也相应地呈现与政治、经济发展并驾齐驱的态势。如华亭首见于史志后不久，二陆兄弟名噪一时。唐、宋两代，华亭建县后，不少名家流寓或途经华亭。元末松江府商业繁荣，出现了杨维桢、陶宗仪等文化大家齐聚此地的盛况。至明代， 松江经济发展达到鼎盛，而文化发展也迎来了开宗立派的高度繁荣时期，如书派、画派、诗派、词派、曲派等诸多冠名“松江”或“云间”的文学艺术流派，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近代以来，上海都市崛起，松江城的政治、经济地位逐渐被上海所取代，文化地位自然也随之被超越。
松江诗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 总体上说，松江诗歌既跟随了全国诗歌艺术发展的整体步伐，又在繁盛的时段上与全国诗坛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错位；既保留了地方文化的特点，又与全国诗坛密不可分；有时深受全国诗坛的影响，有时又反过来影响全国诗坛。
在西晋时期，松江地区由于陆氏家族，尤其是二陆兄弟的存在，掀起了一个诗歌创作的高峰。之后，在长达千年的漫长时间中，松江诗歌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特别是在唐、宋两代，全国诗坛在诗词创作上达到了鼎盛，松江地区却因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还处于积淀阶段，还没有产生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辛弃疾、陆游那般妇孺皆知的名家。因此，松江诗歌的发展，与全国诗坛相比，在时间上存在相当程度的错位。如果说，唐诗、宋词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松江诗歌却有三次引领了全国诗歌艺术的风尚。从时间先后上说，分别是西晋、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三个时期，这也是松江诗歌史上的三个高峰。
西晋时，陆机、陆云兄弟以文才倾动当世，时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陆机更是赢得“太康之英”的美誉，对当时的诗风影响极大，此为第一个高峰。元末，杨维桢等人移居松江，东南才俊之士登门求教不绝，当代学者杨镰称其为“元末江南诗坛泰斗”，堪称当时全国诗坛的盟主。几乎与杨维桢同时的袁凯，亦因“白燕体”享誉后世，被称为明朝“国初诗人之冠”，此为第二个高峰。明末清初，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文学厚积薄发，涌现出了大量杰出的诗家、词家、散曲家，引领了全国诗歌文学创作审美的风尚，此为第三个高峰。 具体来说，春秋至魏晋，松江地区属于吴越地域。翻检史志， 三国以前，这一地域的社会风习、人文状况，相关史料记载极其缺乏。松江真正意义上的地域人文传统，要追溯到魏晋时期。历代的松江府志、县志，在记述本地邦彦，特别是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士时，多从陆逊、陆抗、陆机、陆云、陆景等开始说起。其中，陆机、陆云文才出众，名动当时，可称得上是松江地域人文之初祖。
陆机、陆云不但从小居住在这一地域，而且多有诗文作品描述云间地域的自然风光、人文情怀。如陆机的《吴趋行》：“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而陆云更是与“云间”之名的由来，有着直接的联系。据《晋书·陆云传》记载：“云与荀隐素未相识，尝会（张）华坐，华曰：‘今日相遇，可勿为常谈。’云因抗手曰：‘云间陆士龙。’隐曰：‘日下荀鸣鹤。’”从此，“云间”成了松江的别称。历代活跃于松江 一带的文学艺术流派，也得以用“云间”这个美丽而又浪漫的别称冠名。
陆机、陆云在当时文坛上的名誉极大、地位极高，并为西晋著名文学家、诗人。尤其是陆机被誉为“太康之英”，引领了“太康诗风”的形成，与潘岳并称“陆海潘江”，实际上陆胜于潘。陆机等诗家为了加强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将辞赋的句式用于诗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陆机的诗中增加了大量山水的描写，为之后谢灵运、谢朓等人的山水诗起到了先导作用。云间古称“诗国”， 其源流自陆机始，可谓起点极高，甫一亮相就登上了当时诗坛的高峰，备受世人瞩目。
唐、宋两朝，尤其是北方战乱时，北方士人大量南迁，荟萃于九峰三泖的云间地区，诗书礼乐，浸淫熏陶，云间人文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至南宋末年，云间崇文之风已盛，据清嘉庆《松江府志》引宋人许克昌语，当时松江地区“虽佃家中人衣食才足，喜教子弟以读书，秀民才士往往起家为达官，由是竞劝于学，弦歌之声相闻”。入元以后，王逢、陶宗仪、杨维桢、钱惟善、黄公望等一大批名士寓居于松江九峰三泖之间，而本地也涌现出任仁发、管道昇、袁凯、陆居仁等一大批文化名家，开启了有明一代松江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时代。
尤其是杨维桢的到来及其创作，对松江地区诗歌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杨维桢独创“铁崖体”，为历代文人所推崇，被誉为“标新领异”的“一代诗宗”“元末江南诗坛泰斗”，作品一 出群起影从，堪称元末诗坛盟主。《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以横绝一 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故文采照映一时，而弹射者亦复四起”，元末明初大文豪宋濂所撰《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称：“元之中世，有文章巨公起于浙河之间，曰铁崖君， 声光殷殷，摩戛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 如是者四十余年乃终。”可以这样说，以杨维桢为首的元末松江诗坛，对全国尤其是江浙诗坛影响极大，距二陆兄弟千年之后，松江再一次引领了全国诗歌的风尚。
除杨维桢之外，与之几乎同时的袁凯，独创“白燕诗”盛传一时，博得了“袁白燕”的雅号，被誉为入明以后第一位有影响力的诗人。从诗学精神上来看，袁凯师法汉魏唐人，为明代前后七子及云间派的先声。袁凯的古体诗学魏晋，近体则师杜甫，又有所发展， 可谓“流出肺腑，卓尔自立”，“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推袁凯为“国初诗人之冠”。元末明初的松江诗歌可谓登上了又一个高峰。
到了明代晚期，经过长时间的充分积蓄，松江文艺终于迎来了 “开宗立派”的新时代，书画、诗词等各种文学艺术“全面开花”。在书画方面，以董其昌、陈继儒等人为首的“云间书派”“云间画派”声誉日隆，陈子龙、李雯、夏允彝等文学名家也受到了董其昌、陈继儒等人的鼓舞、熏陶和指点。可以说，云间派文学是建立在云间派书画的基础之上的。云间派诗词在诗歌史上的成就，确实有赖于云间深厚、开放的地域人文环境，并与云间派书画共同构成了云间传统文化的两座高峰。
放眼当时全国文坛，云间派也是明清之际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流派，在诗、词、曲、文等的创作和理论上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云间派领袖人物陈子龙，诗风沉雄瑰丽，被公认为明代最后一个大诗人、“明诗殿军”，以才华、气节广受崇敬，以至于“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莫不祖大樽（陈子龙的号———引者按）而宗云间”，“群奉黄门诗派（陈子龙曾任兵科给事中，以给事中别称“黄门侍郎”而有 “陈黄门”之称，其诗派因此亦被称为“黄门诗派”———引者按），历数十年流风未坠”，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词的方面，陈子龙亦为婉约名家、云间词派盟主，被后世众多著名学者评价为“明代第一词人”“清词中兴的开创者”。如著名词学家龙榆生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
云间派是云间诗派和词派的统称。云间诗派与虞山诗派、娄东诗派鼎足而三，被称为明末清初最重要的三大诗派。云间词派作为公认的第一个真正的词派，对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以毛先舒等人为首的西陵词派、以曹尔堪为首的柳洲词派影响极大。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诗人、词人在这 一时期毫无疑问地占据了全国诗坛的高地，在整个松江诗歌史上其成就和影响力也达到了顶峰。
松江诗歌从开端到鼎盛，经过漫长时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首先，在思想性上，爱国主义思想是松江诗歌的光荣传统。出生在华亭县城的李纲，是宋代抗金名臣、民族英雄，写有诸多爱国篇章。元末明初的袁凯等人也为明朝建国而欢呼。至明末清初，在明朝覆亡、清军南下的危急关头，云间派的骨干成员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徐孚远等人积极参加抗清斗争。松江府城陷落后，数千义军壮烈牺牲，夏允彝、陈子龙、夏完淳等先后殉国，徐孚远等突围至福建，继续斗争，后远走台湾，至死不降。他们不但写下了许多爱国诗篇，而且其事迹和精神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如民国时期的南社盟主柳亚子多次作诗追忆夏完淳等，并以其为榜样。南社中的松江籍诗人，如姚鹓雏、闻宥、杨了公、费龙丁等，也多为爱国诗人。
第二，在题材上多关注民生疾苦和地方风物。松江诗歌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自宋元以来就有许多关注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诗篇。如宋代陈舜俞的《牛商行》，元代张之翰的《检荒租》、袁介的《检田吏》《廉访使者实核松江旱禾，见农食有感》，明代陈所蕴的《大水歌》、陈子龙的《小车行》《卖儿行》，清代杨钟宝的《薅草曲》，诸如此类的诗篇不胜枚举。另外，松江诗人极为关注地方风物，如华亭鹤、四鳃鲈、九峰三泖、白龙潭、采花泾、醉白池等，均留下了许多相关诗篇，并产生了《华亭十咏》《华亭百咏》《续华亭百咏》《松江竹枝词》等许多专门描写松江风物的诗歌专集。
第三，松江诗歌在取法上形成了“复古为基，兼采性灵”的艺术特点。在明代，前后七子诗学的复古思想风靡全国，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诗人，基本上仍然继承了前后七子的遗绪，走着“诗必盛唐”的老路。但是，陈子龙等人的诗学主张又有自己的创见，对七子之学进行批判和扬弃，吸纳了性灵派学说的部分观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他认为七子“摹拟之功多，而天然之资少，意主博大，差减风逸；气极沉雄，未能深永”，十分清醒地指出七子诗歌风格的缺憾。总的来说，陈子龙主张取法盛唐诸名家，以现实主义手法书写时事政治、民生疾苦，使其创作堪称“诗史”。性灵派学说的集大成者、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对陈子龙的创新精神赞赏有加，称“陈卧子（即陈子龙———引者按）之《黄门集》，俱能原本七子，而自出精神者”，而非以复古诟病。归纳起来说，云间派诗风结合复古与性灵二者之长，故能在明末清初诗坛独领风骚。
云间派文学式微以后，松江诗歌的发展进入学者引领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学者型诗人，但是至今对他们的研究很少。如清代姜兆翀编辑的《国朝松江诗钞》，就多达６４卷，收录了清代前期松江府１５００余位诗人的上万首诗。关于清代松江诗人研究少人问津的原因，总体来说，首先，是因为在清代的文学领域中，小说、戏曲方兴未艾，比较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其次，清代中期思想禁锢， 万马齐喑，诗歌的创作多无新意。再次，文学的传统、读者的心理往往贵远而贱近，因此这一时期的诗人受到了冷遇，也罕有名家名作令人耳熟能详。民国时期，白话诗兴起，传统诗词逐渐沦为文学的边缘。松江地区由于政治、经济的相对衰落和文化的惯性使然， 松江籍诗人在新诗创作上，与全国诗坛的热闹景象相比，就显得十分“落寞”。 纵观松江诗歌史，其整体流变大致如此。本书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同时吸收学界已有成果，以流变为经，以诗人和作品为纬，全面、系统地梳理和探讨松江诗歌的发展历程，揭示松江诗歌的发展规律，展现松江诗歌的基本面貌，以期填补松江地区诗歌史研究的空白。鉴于各方面的原因，作者只能尽自己的能力所及，来尝试做这方面的工作，有不足之处，请读者见谅。
总序
绪论
第一章 松江地区早期诗歌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松江诗歌的起源
第二节 两晋时期的松江诗歌
第三节 南北朝时期的松江诗歌
第二章 唐代与两宋时期的松江诗歌
第一节 唐代的松江诗歌
第二节 两宋时期的松江诗歌
第三章 元代至明初的松江诗歌
第一节 元初的松江诗歌
第二节 元末明初的松江诗歌
第三节 元散曲中的松江作者
第四章 明代中晚期的松江诗歌
第一节 陆润玉的《富林十景》与松江风物诗
第二节 松江名宦诗人
第三节 松江学者诗人
第四节 松江诗人的家族化
第五节 作为书画大家的松江诗人
第六节 王次回及其艳体诗
第七节 盲诗人唐汝询与《唐诗解》
第五章 明末清初的松江诗歌
第一节 云间派
第二节 云间诗派
第三节 云间词派
第四节 云间曲派
第五节 松江闺阁诗人
第六章 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松江诗歌
第一节 清代学者型诗人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松江诗歌
附 录 松江竹枝词与民间歌谣
主要参考资料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