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人到经济系统（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道金斯对于基因识别出在其他人中存在相同匹配的方式，没有给出一个可信的解释。他没有具体规定一种机制来促成一个直接的识别和评估进程，而且既然没有什么看起来是明显的，那么我们就假设不存在这样一种机制。然后，基因需要一个间接的过程来完成这些任务。它们需要一个有足够的感知和思考来评价，以及适当地利用利他性互动的机会的代理人。就人类基因而言，这种代理人就是它们所在其体内的“人”。然而，这些代理人并不是免费的。他们不仅必须得到维护，而且会引发代理人问题。他们可能以适合他们的方式行事，而适合他们的那些方式可能并不总是适合作为委托人居住在他们体内的基因。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和谐，其原因是必须给予个人一定程度的自由，以寻求机会并对其采取行动。如果没有这样的自由，就需要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非常详细的编码，而程序员——即人的基因——需要预测该人可能遇到的一切问题。这对基因来说，要付出比在它们的切身利益和一个被赋予某种程度的自由的人的利益之间产生某种程度的不和谐更大的代价。如果一个人通常是为了所包含的基因的利益而行动，那么他必须对世俗的激励做出反应，这些激励将导致人的利益和行为与其基因的利益大体上一致。
满足这一需求的一组激励措施将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因为不正确的激励通常会不利于人所包含的基因的生存。那些完全无视所包含的这些基因的生存的人将这些基因置于危险之中，但那些拒绝行使某种程度的自由，而是需要从他们的基因那里得到直接、详细和昂贵的指导的人也是如此。自然选择将有利于包含在这些人当中的基因的生存，而在这些人当中，基因的短期、直接利益和它们所居住的人的愿望和行动之间有发生冲突的可能。
这种冲突的根源之一是人和基因的预期寿命的差异。道金斯的说法是，基因是与自然选择最为密切相关的生命单位，除其他原因外，还因为它们能够没有确定时限地存活很长时间。另外，人们的预期寿命要短得多。正如生物学家所认识到的那样，设计一种人来支持无限生命的可能性是无用的，因为他们实际上面临饥饿、患病、遭遇意外和被食肉动物吞噬的可能性。虽然在遭受这类灾难的人身上所包含的特定基因确实也死亡了，但它们所包含的信息可以在没有经历过这些灾难的人中生存。因此，基因的预期寿命比人更长。这个人所拥有的身体被设计得不仅比其基因损耗更快，而且更容易因意外和攻击而遭到破坏，因此，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为的人在通常情况下会对那些在未来某一时刻会实现其利益的行为产生更大的不利影响，这一不利影响超过了设计身体时所预期的，但没有超过设计基因时所预期的。利他主义行为实际上降低了援助者的生存概率；那些考虑向他人提供援助的人实际上不会给予援助，除非他们的生存概率降低与接受援助者的生存概率提高之间的权衡，比他们的基因所能接受的权衡对援助者而言更为有利。
自然选择将有利于那些出于某种原因能够减轻这种不和谐的严重性的人，因为基因的存活将决定人的哪些特征会被带到未来。似乎只有获得某种形式的补偿，人们才会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在这里，我们介绍了一种补偿方法，它可以被修改，甚至可以替代自私基因理论。来自受援者的补偿被支付给援助者，这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激励。这种补偿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未来的支付，但它不能超过援助者赋予这种援助的价值。援助者获得补偿的时间不得超过其相关的实现期限。（这是一个过于复杂的问题，如果不具体说明人们想要什么，我们就不能处理它；如果人们对死者所处的环境非常看重，那么实现的期限就可以超出援助者的生存范围。）人们将坚持从他们所援助的人那里得到某种程度的互惠。接受这一援助可以延长援助者的预期寿命，或者可以满足他或者她的福利的其他维度。
与如果基因不需要花费成本就能获取知识和采取自私基因理论所要求的行为更被偏好的频率相比，使用分配援助的互惠性方法将降低采取看似利他的行为的总体频率。然而，有效的频率必须考虑到这些成本。经济学和生物学也要求效率，而不是不可能性。互惠性方法导致表面上的利他行为的频率更高，对基因生存而言也会更有利，而如果“自然”禁止补偿，那么这种行为的频率就会更低。在基因生存方面，自然选择将有利于那些重视多维补偿的人，而不是那些只重视自己生存的人。如果福利不仅仅是通过生存的方式提供的，那么这些人将愿意接受较小的个人生存概率，以作为对补偿的回报。经济学中假设的多重需求在解决嵌入自私基因理论中的代理问题方面，与生物学并没有矛盾，而且确实对生物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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