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我在文化局待得时间太长了，沈局长说：“顾科长，你也应该到下面挂职锻炼一下。”我听了，想，我一个农家子弟，还不了解农村吗？沈局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你应该下基层走走，看看现在乡村的变化。”
晚上回到家，妻子说：“你一个农村出来的人，还不了解农村吗？回去吃那个苦干什么？”我借着酒胆说：“你不了解，现在的乡村别有风味，形势不一样了，我觉得还是下去走走，在基层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妻子说：“早出晚归，你能适应吗？”
我喝了一口水：“你小瞧我了，我从小就能吃苦，再说挂职回来还能有个提升的机会。”
妻子笑了：“你官瘾还不小，将近五十岁的人了，还想着提拔。”
我又喝了一口水：“人还是要有点虚荣心的，这有利于不断进步，等我挂职回来，提拔个副局那是水到渠成的事。”
可能我真的喝多了，我躺在老婆的怀里，做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周一上午，沈局长亲自把我送到陶庄镇大顾庄，语重心长地说：“兄弟，你回到家乡，一定把家乡建设好，不然，我可帮不了你。”
我笑了：“我这是衣锦还乡啊，肯定回馈家乡父老，局长大人您放心。”
多年后再次回到大顾庄的我，站在水流湍急的车路河边上，凝视着一朵朵白色的浪花，思绪万千，不禁想起了这条河的前世今生，想起了堂兄顾坚多年前给我讲述过的有关车路河的故事。 我的家乡兴化属里下河地区，这里地势低洼，人称“锅底洼”，经常遭受洪水的威胁，1931年发大水，好多人都爬到屋顶上，但还是淹死了许多人，哀鸿遍野，惨不忍睹，所以水利对兴化特别重要。
车路河是大顾庄北边的一条大河，自西向东流淌，有一百余里。这条大河的来历很稀奇：兴化东边离大海不远，很多年前，东海边的盐贩子用独轮车往兴化西乡运盐，在广袤平坦的荒滩上碾轧出一条凹陷的车辙，日久年深，辙成了沟，沟成了河。古代兴化有一个县官，因为非常喜欢吃鹅，嗓音好像鹅叫，大家就给他起了个诨名——张大鹅。这一年，他征调了十几万民工疏浚拓宽车路河道，本来是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但张大鹅却“醉翁之意不在酒”，借口工程量大、费用多，对境内百姓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坐板凳要交板凳税，上锅台要交铜勺税，蹲茅厕要交茅厕税……对老百姓简直是风过刮皮、敲骨吸髓，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对挑河民工更是百般克扣，一天三顿稀饭稀薄得能照见人脸，几个粗粮馒头没有鸡蛋大，民工个个饿得面黄肌瘦，累死病死的不计其数。所造圩堤质量当然得不到保证，哪里能够抵挡洪水？如此劳民伤财的挑河工程把全县人拖进了痛苦不堪的深渊。车路河圩东有个叫“大顾”的村庄，庄上有几个英雄好汉站了出来，决定去京城告御状，把县官张大鹅拉下马，拯救水火之中的黎民百姓。
顾灿环承传祖上遗风，白幼饱读诗书，平时习文练武，最喜打抱不平，替人出头。他为人机警，口才极好，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能把软软的稻草说得笔直地竖起来，帮贫苦百姓代打官司，无往而不胜，因此赢得了“铁嘴铜牙”的名声。
到京城告御状是有风险的。虽然是举报腐败官员，为民伸张正义，但如果言语不慎，或者皇帝情绪不好，惹得龙颜大怒的话，很可能会枉送性命。几个英雄好汉义薄云天，争相要去，最后有一个兄弟想了个好主意，用来定夺人选。这天夜里，在村东的顾氏祠庙“忠孝堂”里，他们宰杀了一只大公鸡，剁成块，烧熟了端上桌子。几个人围桌而坐，吹熄蜡烛，黑暗中伸筷子，规定谁夹到鸡头，谁就赴京告状。两筷子下去，听见顾灿环沉着声说：“兄弟们，怕是我夹到鸡头了。”点起蜡烛一看，果然不错。顾灿环回到家中，对夫人说：“此去京城，恐凶多吉少。如果两个月之内不回，就找和尚为我超度吧，回来了就不谈。”
明人不做暗事，顾灿环专门去县城见了张大鹅。他对张大鹅说：“你借挑河之名，行贪污之实，以致民不聊生，饿殍四野。如果不取消苛捐杂税，还百姓以安生日子，我就要去京城告你了！”张大鹅背着手，望着挂在屋檐下一排风干的咸鹅，轻蔑地说：“你能告得动我，除非这些咸鹅集体叫三声！”顾灿环冷笑一声，拂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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