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思想过程和文本特征——《马藏》第一部第一至五卷论要
顾海良
摘要：《马藏》第一部第一至五卷，收入的1894—1903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出版的相关著作、译著类文献，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一传播阶段的思想过程和文本特征。这五卷文本大致可分作五类，其中，第二类较为集中地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有关思想的文本与第三类比较性研究的四组文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主要文本。在“文以载道”的意向下，这一阶段形成了“西学中源”、“西学中述”和“西学中用”三种文本迻译理念。《马藏》这五卷收入文本的“宽”的对待方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严”的学理要求和思想内涵为依循的。社会主义学说初入中国，处在混沌的思想潮流之中，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后科学社会主义脱颖而出，这是在1903年之后的一个时期逐步完成的。
关键词：《马藏》；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过程；文本特征
作者简介：顾海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马藏》主编。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马藏》是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相关文献的汇集与编纂，旨在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整理及文本的再呈现，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相关的文献集大成地编纂荟萃为一体。作为中国*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发源地，北京大学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中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编纂一套系统呈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接受和发展的历史文献典籍，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是北京大学应当肩负的使命和学术担当。基于此，2015年初，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实施的《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开启。2019年初，《马藏》第一部第一至五卷的出版，是这一学术文化工程建设的*初成果，也是这一学术文化工程建设走出的第一步。《马藏》中国编分作四部：第一部为著作（包括译著）类文献；第二部为报刊文章类文献；第三部为各类通讯报道，以及各种档案、笔记、书信等文献；第四部为中国共产党有关文件类文献。各部之下，按照思想历史过程分别设卷。《马藏》第一部第一至五卷主要收入的是1894—1903年出版的著作、译著类文献，共28册，约360万字。《马藏》这五卷文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主要文本，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思想过程和文本特征。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文本主题分析
《马藏》编纂坚持用真实完备的文本理路再现历史，特别是再现思想历史。在编纂中，坚持尊重历史、细致纂修、精密诠释、求真拓新、全面筹划、系统编排；坚持思想性和学术性的有机结合，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传导过程和思想过程作出系统呈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进行总体探索。
依照《马藏》编纂的这一基本设想，收入《马藏》第一部开头五卷的文本，大致可以分作五类。
第一类是“首次”意义上的文本，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首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著作或思想的文本，以及“首次”介绍社会主义运动、思潮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文本。这些文本中的“首次”，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入中国的重要事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重要标记。这类文本以收入第一卷的《大同学》（英国器德著、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纂述，上海广学会1899年出版）和《俄罗斯大风潮》（英国克喀伯著、独立之个人译，少年中国学会1902年出版）为典型。《大同学》是从英国学者本杰明?基德1894年出版的《社会进化》（Socia Evolution）一书中节选、译述而来。“Social Evolution”被译作“大同学”，显然采用了《礼记 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是谓大同”中“大同”之意。《大同学》第一至第四章，先在1899年2—5月《万国公报》第121—124期上连载，后同年出版的《大同学》单行本增加了第五至第十章，合为十章。
《万国公报》上连载的《大同学》第一章提到，“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第三章提到，“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即马克思——引者注），主于资本者也”。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第一次出现中文“马克思”及其主要著作《资本论》的名字。从一开始称“英人”马克思，到之后称“德国”马克思来看，无论是李提摩太还是蔡尔康，他们都对马克思并不十分熟悉。所以，在接着的对马克思思想介绍上的陋简乃至失真也就不奇怪了。例如，认为“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所*苦者，当此内实偏重、外仍如中立之世，迄无讲安民新学者，以遍拯此垂尽之贫佣耳”。尽管这一理解较为偏颇，但还是使中国人“首次”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及其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思想轮廓，以“安民新学”来称谓社会主义在思想界也一时得到了传播。
实际上，《大同学》不仅“首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及其学说，还“首次”提到恩格斯的名字及其学说。《大同学》单行本第八章“今世养民策”中提到：“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即恩格斯——引者注）。”面对社会现实中“贫富相仇”“几成不解”这一“为近代各国第一难处之事”，而且“迄尚未有善法以处之”的现状，《大同学》提到了恩格斯处置这“第一难处之事”的理论，即“恩格思有言：贫民联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别于禽兽，而不任人簸弄也。且从今以后，使富家不得不以人类待之也；民之贫者，富家不得再制其死命也”。这一疑似对恩格斯《反杜林论》有关思想的概括同样较为陋简，但它还是以“首次”提到恩格斯的名字及其社会主义思想，定格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历史之中。
第二类是较为集中地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有关思想的文本。这一类文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中*有影响的资源，呈现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相关思想在中国*初传播的状况。这类文本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卷中日本幸德秋水著、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
第二卷中日本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
第五卷中日本幸德秋水著、中国国民丛书社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2年出版的《广长舌》；日本久松义典著、杜士珍译，载于《新世界学报》1903年第２—６期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日本西川光次郎著、周子高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的《社会党》。
这里特别要提到《广长舌》一书。《广长舌》的作者幸德秋水是日本明治时期*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活动家，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有影响的日本学者。《马藏》这五卷中，还收入了他的《社会主义神髓》等中文译本。
《广长舌》，日文原书名为“长广舌”，中文译作“广长舌”，二者意思相同。《阿弥陀经》有言：“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幸德秋水将“长广舌”作为书名，有如佛家传经布道，使该书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喉舌。《广长舌》的日文原书出版于1902年2月，同年11月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中文译本。《广长舌》既有对社会主义基本思想的介绍，如对社会主义的“实质”“理想”“适用”及帝国主义“衰运”等问题的阐释，也有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评介，还有对民意党人的主张，以及西方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等的说明。尽管思想芜杂且多有语焉不详，但关于社会主义基本思想的内容还是主要的，特别是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在驳斥“社会主义者，破坏主义也；社会党者，乱民也”的谬论之前，幸德秋水就引用了“独逸（即德国——引者注）社会主义者之言曰：革命者，进步之产婆也”的名言，揭示了对待社会主义“未遑究其真相实质之如何”的根源；在对“社会主义者，非以绝灭资本家为目的也。特改革自由竞争之制度，代以社会主义之制度”的论述中，展示了社会主义具有“凡社会上之资本。皆为社会上民人共有之公物。其生产之利益。亦各分配公平”的特征。幸德秋水还提出：“社会主义之发达，为二十世纪人类进步必然之势。决非彼等所能防遏”，“以观察现在世界之大势乎！何也，社会主义者，固二十世纪之大主义、大理想也”等。《广长舌》的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类是比较性研究的文本，主要是对一种外文原著同时或短时期内出现的不同中文译本的比较性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突出现象，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文本之间“互文性”探索的重要根据。这里讲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指：“文本与其他文本，文本及其身份、意义、主体以及社会历史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转化之关系和过程。”在“互文性”意义上，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文本思想生成和文本转呈的特征和意义。在这五卷中，依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实际，编纂了四组比较性文本。
一是第二卷中日本酒井雄三郎著《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的两个中文译本的比较性研究，即由华文祺译、教育世界出版所1902年出版的译本和作新社1902年出版的译本。《马藏》编纂中分别称其为“华文祺译本”和“作新社译本”。二是第三卷中日本有贺长雄著的《社会进化论》的两个中文译本的比较性研究，即萨端译、闽学会1903年出版的《社会进化论》；麦仲华译、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的《人群进化论》。三是第四卷中日本幸德秋水著《社会主义神髓》的四个中文译本，即由达识译社译、浙江潮编辑所1903年出版的译本；由社会主义研究社编译、蜀魂迻译，乐群编译社1907年出版的译本；由创生译、奎文馆书局1907年发售的译本；由高劳译、连载于《东方杂志》1912年第８卷（第11—12号）和第9卷（第1—3号）的译本。《马藏》编纂中，将这四个文本分别称作“达识译社译本”“蜀魂译本”“创生译本”“高劳译本”。四是第五卷中日本村井知至著《社会主义》的三个中文译本，即连载于《翻译世界》1902年11月第1期至1903年1月第3期的译本；由罗大维译、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的译本；由侯士绾译、文明书局1903年出版的译本。《马藏》编纂中分别称其为“《翻译世界》连载本”“罗大维译本”“侯士绾译本”。
这四组比较性文本与第二类文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主要文本。这些文本涉及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的有关思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四类是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社会思想等综合意义上的各种文本，这类文本涉及思想理论各领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相关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阶段的思想理论背景材料。这类文本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卷中英国马林著、李玉书译，上海广学会1899年出版的《富民策》；日本浮田和民著、出洋学生编辑所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
第二卷中日本岛村满都夫著、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的《社会改良论》；吴铭译自日本《太阳》杂志1900年第6卷第8号临时增刊，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的《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
第三卷中日本有贺长雄著、富士英译，作新社1903年出版的《近世政治史》；曾剑夫译自日本民友社“平民丛书”《十九世纪之大势》一书，上海文明书局、苏报馆1904年出版的《世界进步之大势》。
第四卷中作新社编译，1903年出版的《万国历史》。
第五卷中日本田岛锦治著、作新社译，作新社1903年出版的《*新经济学》。
这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