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言詹詹/涵芬学人随笔》：
新中国成立后七十年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是在两个传统、三大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其一是先秦到清代数千年形成的义理、考据、辞章传统；其二是20世纪前半个世纪引进欧洲科学研究观念后所形成的现代的文学研究路径。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七十年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实际上是在这三者交融的背景下开展的。
回顾七十年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建构了系统而又完善的知识体系。一个学科是否建立起系统、完善的知识体系，是这一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经过一个世纪，尤其是1949年以后七十年的历程，已经形成系统、完善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由文献、文学史与专题研究组成。它既继承了古代义理、考据、辞章的传统，同时接受并发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观念与学术内涵。
首先，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文献得到了基本整理，总集、别集经过搜集整理，此一时期的诗文文本基本已经完备。总集有逯钦立搜集整理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文选》《玉台新咏》的校勘整理成果尤其丰硕。别集方面，三曹（曹操、曹丕、曹植）、阮籍、嵇康、王弼、陆机、陆云、陶渊明、鲍照、谢灵运、谢朓、沈约、三萧（萧统、萧纲、萧绎）、庾信等重要作家别集都经过了整理，由此构成了知识体系中的文献基础。
其次，经过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袁世硕主编《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编撰《中国文学史》，徐公持著《魏晋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著《南北朝文学史》以及相关的专题研究，清晰地勾勒出此一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基本面貌。
再次，在专题研究方面，建安风骨、魏晋玄学与文学、土族文学研究、诗体与文体研究、乐府诗、山水诗、田园诗、宫体诗、《文心雕龙》与《诗品》研究也都取得很大成就，其基本结论由于具有可信性和权威性，也已经成为此一时期文学研究知识体系内容。
这三个方面中，文献是知识体系中的基础，文学史是脉络，专题研究则是其基本内容。作为知识体系，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成为后人学习与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不可越过的知识谱系。
二、形成了科学、规范的现代研究范式。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范式，分为文献整理和文学史、专题研究两种类型。文献整理，诗文的搜集与文本的整理，基本延循了传统目录、版本、训诂之学的路子，证明传统的治学方法在文献整理方面仍然有效，并且依然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同时因为现代信息技术在文献收集整理方面的介入，也使文献收集整理面临方法与手段的革新。
文学史与专题研究，百年来形成了史论结合的成熟范式，这一范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十年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史的考述，其目的在于还原此一时期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其方法也是历史的研究方法，以考证史实为主，如曹道衡关于北朝文学史实的考证。论的部分则在于文本分析，通过文本分析揭示文学的精神价值和审美价值，通过文学现象分析概括进而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
近十年来，此一时期的文学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传播史的研究，如李剑锋的陶渊明接受史研究，刘跃进的编年史研究，胡大雷的总集编撰研究以及年轻学者写本时代的传抄研究等，但是从其研究范式看，仍在史的研究范畴之内。
三、取得了一大批代表本时期学术水平的成果。前辈学者沈玉成、曹道衡的魏晋南北朝诗文研究，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罗宗强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研究，当代一线学者葛晓音、王钟陵的魏晋南北朝诗歌史研究，傅刚、刘跃进的《文选》《玉台新咏》研究，钱志熙的魏晋诗文研究，程章灿的魏晋南北朝赋研究，都是七十年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代表作。
魏晋南北朝文学将来的研究，可能会走两条道路。其一，沿着传统的研究范式，可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在文献整理方面，与唐代文学研究相比，此一时期的文献整理还有一些重要工作亟待完成，如诗文的全面整理，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专题研究方面，生命主题的研究虽然有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徐国荣《中古文士生命观及其文学表达》（1998年南京大学博士论文），但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文学史的研究模式已经有正史、断代史、文体史、编年史、思想史、批评史，是否可写一部诗歌艺术史，此一设想，我早在十年前就有，可惜一直未能实施。其二，是否还可以开创出新的研究范式？新的范式的出现，需要有新的文学史观、新的文学方法的出现，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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