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往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对童年的感觉也不尽相同，有幸福的、美好的、快乐的，也有辛酸的、痛苦的、悲伤的，更有难忘的，甚至是刻骨铭心的。
我的童年，还是比较幸福的。年少经历的许多事，就像存放在储物室的物件，如果不去整理，它们便静静安放在不起眼的角落里。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都已逐渐淡忘，然而有些事、有些人却永远无法忘怀。
每当回到庙背老家，路过祠堂，新江里时，童年的往事就像电影一样，就会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可谓是“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之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
我出生在庙背堂址三房祠堂里，三房祠是我们三房刘姓的公祠。那时候，祠堂里共住了祖国、纪律、志向（那时候取名字都喜欢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我们家共四户，祠堂已重修二次，仍保持着旧时徽派建筑风格，青砖黑瓦，马头墙，祠堂内正中有天井，后有厅堂，两边是厢房。听母亲说，那时家里很贫困，爷爷带领大家用田泥做砖，历经三年，亲手建造的土砖房。在1958年时，又被生产队无偿征用，奶奶领着全家又在田南择地筑地基。在过渡期里，全家只好暂寄住堂址。为了建房，全家都得齐心协力，那时母亲和叔叔、姐姐们经常要去三里冲背树。在田南修建房子那时，我还很小，经常饱一顿，饿一顿，上顿不接下顿，因为骨瘦如柴，家里人就俗称我为“柴猪”。后来，听母亲说，那时没人带，大部分时间我是在摇篮里或坐在木椅子上度过的，有时一放就是半天，尿湿了，拉屎了也来不及换，中午靠奶奶喂薯汤吃，傍晚时分，看见母亲从山里背树回来，高兴得两只小手总拍打着摇篮木椅，脸上总是“嘿嘿”傻笑。
1970年正月，奶奶带着父亲那三兄弟共十二口人搬往古门山脚下的田南，大家庭终于有了自己的新房，田南的房子建得比较大气。当时，伯父刘念怀在吉安良种场工作，父亲刘恩怀在南岭公社当书记，信怀叔叔也在庙背村里当大队支部书记，也算是清一色的革命干部。田南新屋建筑样式也跟人民公社的办公用房一样，房子正中间一个大厅，可以摆8个方桌，两旁中间差不多有2米过道，一边4间20平方米的房子，楼上楼下共有16间住房，二楼的顶层未铺楼板，睡在床上可以透过瓦片看见屋外的光线，我自小就住在楼上读书写字。正屋边上是排厨房，前后院各有近420平方米菜地、果园，前院栽的是麦梨树、梨树、柑橘树，后院栽的是桃树。每到春天，园子里梨花满树，蜜蜂成群。最开心莫过于盛夏瓜果飘香的时节，园子成了我们兄弟几个吃喝玩乐的乐园。
田南的房子，当时在庙背大队来说也是一栋标志性建筑。后来村里人建房，好多人也选择荒山荒坡仿照我家的样式建。2012年，房子重建，我父亲三兄弟依然在地基上照原样按徽派建筑建回原来的模样，在后院再兴建了一排五间平房，前后栋中间建了80平方米回廊，左右建了围墙和圆拱门，俨如北方的四合院。
在老屋的后山，一大片是叔叔亲手栽下的竹子，每年的竹笋是挖不完的。母亲开荒的菜地也有二三亩。1977年年初，伯父伯母从吉安调回莲花工作，初步设想在老屋后立基角建房，前生和后生两位哥哥请人开挖界址。叔叔种植的竹林，每年都会有新芽出土，没过几年，就蔓延约莫有二十几亩了。
我就是在这个舒适宽敞的农家小院慢慢地快乐地长大的。这个农家小院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我在闪石、神泉当乡长、书记时，也是极力倡导百姓利用荒山荒坡建房，严禁占用基本农田，我觉得农田是祖祖辈辈先人留给后人赖以生存的基石。而今，一些地方无休止地占用农田建房，或许是“断子绝孙”的孽债。
小时候，伯父伯母在吉安地区粮种场工作，姐姐金莲和前生、后生也随父母到吉安。伯母是高洲人，60年代就在莲花的几个公社担任妇女主任，1966年也随伯父调往吉安，伯母嫁给伯父后一直没生小孩。对我又特别疼爱，平时喜欢带我去吉安玩，而且一去就是差不多半年以上。有时就叫后生哥哥回来把我带到吉安。记得有一回，小毛哥哥也想去，后生就买了很多图书和油条给小毛哥哥，小毛哥哥也挺知足，有了图书和吃的也就不跟了，自个儿回家。
在吉安地区粮种场，我喜欢到汽车修配厂去玩，喜欢闻汽油的味道，哥哥有时带我去兴桥中学玩。每天下午五六点钟，在粮种场池塘里游泳，那时也不管干净不干净，依稀记得水面上漂浮着许多的水浮莲，反正场里孩子放了学都像水鸭子一样在那嬉闹，我就是在那学会了游泳，从此也爱上了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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