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梓州》：
杜甫的父亲杜闲，玄宗开元末任兖州司马，约于天宝五年（746）调任奉天县令。杜甫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因此，儒家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理念以及世代为官的家族氛围，对其一生的成长和成年后热衷于仕进产生了深刻的、积极的影响。
从杜甫祖父、父亲的宦游经历来看，他们基本没有在巩县居留过，杜甫的诗文中也没有一处提及。相反，他常常在诗中自称“杜陵野老”“少陵野老”，抑或“杜陵布衣”“少陵布衣”。杜甫为姑姑写墓志铭时，也敬称其为“万年县君京兆杜氏”。京兆万年县，就是京兆杜陵。万年县为京兆之辖区，杜陵和少陵都属万年县，位于长安城东南。所以，杜甫真正的出生地应该是京兆万年。
对于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表示怀疑。洪业先生在《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说：“我们不能确知杜甫的出生地。汉语文献中的‘籍贯’含义颇为模糊。他可以确实指为出生地，也可以暗指选择永久居住的地点，家族祖产所在地，或者宗族的发源地。”
或许是出生年月帝王年号的多变，或许是出生地的模糊扑朔，注定了杜甫一生命途多舛，漂泊不定。不知只身来梓州的杜甫，一路上是否也想到了这些莫名的谶兆？
杜甫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时期优游吴越，放荡齐赵。“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青年时期的杜甫有着发愤图强的雄心壮志，而且自带慷慨高昂的气魄，“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对人生前途充满了幻想。然而进入中年的杜甫在现实面前却处处碰壁，科举不第、制举不成，困居长安十年，一直被摈斥在仕途之外。直到天宝十四年（755），四十四岁的杜甫才被授予河西县尉，旋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从八品下），好不容易成了一名负责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钥匙的官人。他十月受官，十一月，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便在范阳（今北京附近）起兵谋反。仓促之间，唐军一触即溃，河东诸郡相继失陷，叛军很快占领长安；随即，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控制了河北十三郡地。在此大唐江山万分危急之时，玄宗皇帝带着少数妃嫔、随臣逃往蜀郡（治所在今成都市）。急遽动乱之中，杜甫也被裹挟在逃难的人群中，成了一名穿着官服的逃难人员，一路北逃，最后把家人安顿在鄜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
天宝十五年（756）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改元至德，当年即为至德元年。杜甫听到这个消息后，便由鄜州投奔灵武，途中不幸被叛军俘虏，押解到长安。在长安，他目睹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皇都惨景。至德二年（757）四月，陷贼于长安的杜甫得知肃宗已至凤翔（今陕西凤翔），他冒着生命危险，逃离长安，穿过叛军与官军对峙的营垒，翻越崎岖陡峭的高山峻岭，历尽千辛万苦，潜行至风翔行在所，“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肃宗念其忠心，授官左拾遗（从八品上），成了皇帝身边的一名谏臣，因之后世又称他为“杜拾遗”。他任职左拾遗不到半个月，因为疏救房琯触怒肃宗，几乎被砍头定罪。第二年，即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被贬期间，杜甫写出了著名的“三吏”“三别”等现实性极强的诗篇。
乾元二年（759）七月，满怀济世匡国理想的杜甫，由于对自己政治前途的失望，加上现实生活所迫，他弃官华州，并由华州赴秦州，十月往同谷，十二月初由同谷奔走至成都，开启了他晚年漂泊西南、仗友而生的流浪生涯。
杜甫到成都后，在西川节度使裴冕及高适、严武等亲友的帮助下，生活很快安顿下来。第二年，便在成都西郊浣花溪建居草堂，过上了相对安稳的田园生活。
杜甫一边走着，一边回忆着、思考着自己的半百人生。
宝应元年（762）在成都发生的徐知道叛乱，再一次让杜甫有家难回……想到这里，杜甫的心绪一落千丈，他分明觉得身旁这浊浪滚滚、咆哮奔涌的涪江之水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嘲笑。他扬起手中的马鞭，恨恨地抽打了一下胯下这匹瘦骨嶙峋的老马。老马奋力向前，嗒嗒的马蹄声，空洞而单调，让杜甫那颗本就孤寂的心，更加孤寂。
宝应元年（762），唐王朝仍然动荡不安。四月，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卒于神龙殿，享年78岁。唐肃宗李亨，三月以来就卧床不起，惊闻父皇去世，病情加重，即命太子李豫监国。十多天后，肃宗卒于长生殿，随父皇而去，享年52岁。噩耗传至蜀中，杜甫向北恸哭。几天后，太子李豫顺利继位，是为代宗，改元宝应；奸宦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相继把持朝政。八月，浙东台州一带爆发袁晁起义，声势浩大。近两年，剑南两川也是祸乱连连。先有梓州段子璋反叛，刚被镇压下去，谁知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严武刚离开成都，又传来了徐知道在成都造反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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