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沉积学研究的发展历史与研究现状
第一节 中国沉积学的发展历史
回顾中国沉积学及相关学科发展历史，结合前人文献（含内部文献）、国际沉积学界的交流记录和学界普遍接受的历史事实，可将中国沉积学发展划分为萌芽（20世纪初至40年代）、奠基（20世纪50～70年代）、全面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核心实力提升和创新（2010年以来）四个阶段。
一、中国沉积学萌芽阶段（20世纪初至40年代）
以1909年京师大学堂开设地质学科教育、1913年成立工商部地质调查所（1918年改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为标志，中国的地质学和地质工作于20世纪初开始起步。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以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葛利普、黄汲清、谢家荣、赵亚曾、孙云铸和杨钟健等为代表人物，中国的古生物学（含古人类学）、地层学、大地构造学的研究已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时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许多学者也不同程度地涉足沉积地层剖面、黄土以及含煤、含油沉积岩系的观测工作（叶连俊，1942；刘宝珺，2001），沉积岩石学的研究也因此得到了相应发展，但有记载的、较系统的研究仍然比较缺乏。
二、中国沉积学奠基阶段（20世纪50～70年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对资源，尤其是油气、煤炭，以及铁、铝、磷等矿产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对沉积岩石学的研究和相关后备人才的培养提出了紧迫要求。1947～1951年，叶连俊、业治铮和吴崇筠等前辈先后从美国留学回国，他们勇于开拓，在各自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服务国家，被学界公认为中国沉积学研究和学科发展的主要奠基人。
在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沉积学研究室，就我国锰矿、磷矿等沉积矿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调查和研究工作；1955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导编制和出版的《中国古地理图》（刘鸿允，1955）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尽管该成果主要基于地层古生物学资料，但与沉积学研究认识仍然密切关联。此外，在这一时期以岩比图为手段，研究沉积岩组合空间分布规律的工作在石油地质部门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不仅促进了沉积岩石学和相分析理论的发展，而且为勘探实践做出了贡献。
在教学领域，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地质类和矿业类高等院校（如北京地质学院、东北地质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地学专业先后将沉积岩石学从岩石学中独立出来，开设专门课程。尽管当时使用的主要是翻译引进的苏联的沉积岩石学专著和教科书，但培养大批沉积学专业人才的工作已经走向正轨，而且起点水平较高。总体上，截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一支专业的沉积学教学和研究队伍，并已基本与国际学术界同步发展。
三、中国沉积学全面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沉积学也迎来了全面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学术交流与组织
1979年全国沉积学和有机地球化学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4个系统148个单位的科技工作者312人，提交论文摘要450篇，这是中国沉积学界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学术盛会。同时，中国沉积学第一个专业社团组织（分属两个一级学会）—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沉积学分会（后改名为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沉积学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沉积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地质学会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成立（以下简称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随后经两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中国沉积学第一份专业刊物《沉积学报》于1983年1月创刊。1981年《岩相古地理》（后改名为《沉积与特提斯地质》）、1999年《古地理学报》杂志创刊，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沉积学的专业学术成果发表平台。
1979年全国沉积学和有机地球化学学术会议召开后直到2001年约22年的时间里，我国没有再举办大型和综合性的全国沉积学学术会议，而是每年举办1～2次专题性学术会议，这些学术会议对于沉积学各专门领域的深入研究工作具有推动作用。1999年在北京召开了由沉积学、沉积地质两个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的沉积学前沿问题研讨会，会议同时讨论形成了第一份《中国沉积学/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章程》，并确定从2001年恢复举办全国沉积学大会，每四年一次，并与同样是四年一届、延后一年举办的国际沉积学大会（International Sedimentological Congress，ISC）衔接。随后由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和沉积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南京大学承办，先后于2001年、2005年、2009年、2013年、2017年在武汉、成都、青岛、杭州、南京分别举办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沉积学大会，大会主题分别确定为“沉积学与资源环境”“沉积学与社会发展”“海陆并重，古今结合”“沉积学创新与能源”“地球系统演化与沉积学”，与会代表人数分别达到207人、400人、750人、1076人、2146人，宣读论文分别达到100余篇、160余篇、276余篇、380余篇、680余篇，还有大致等量的展板讨论参与。除此以外，这一时期每年1～2次的专题性、全国性学术会议照常举办，丰富了各层级的学术交流。迄今，全国沉积学大会的专业领域已扩展至沉积体系、层序地层、沉积大地构造、古生物与沉积作用、沉积盆地动力学、沉积地球化学、海洋地质与沉积学、古气候与全球变化等方面，在这个平台上充分展现了中国沉积学研究成果丰硕、蓬勃发展的势头。
（二）国际学术交流与组织
1980～200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沉积学工作者与国外的交往日益频繁。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和沉积学专业委员会在1980年首次推荐50位中国沉积学家加入IAS，成为会员，叶连俊院士当选IAS理事会理事，业治铮任IAS国家通信员，负责中国沉积学界同IAS执行局的联系。1982年8月，由18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了在加拿大汉密尔顿举行的第11届国际沉积学大会，叶连俊院士在这次大会上继续当选IAS理事会理事。之后的2010年、2014年，颜佳新教授、王成善教授先后当选IAS理事会理事。IAS国家通信员一职则在1986年至今分别由郑直教授、李忠研究员、王剑研究员、由雪莲副教授担任。据统计，在2006年第17届国际沉积学大会上，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代表达到46名（约占总人数的6%），有26个口头报告（约占总报告数的6%）；而到了2014年第19届国际沉积学大会，中国代表达到176名（约占总人数的21%），有98个口头报告（约占总报告数的22%）。这反映了当今中国沉积学的国际参与程度与其人口大国地位基本相符，当然这还不能反映沉积学“强国”的地位。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国先后承办了国际沉积学家协会的一些地区性国际会议或活动，如1988年分别于北京和成都召开的国际沉积矿产学术会议及国际沉积学数据库讨论会、2015年的国际沉积学家协会暑期学校。此外，一些对口高校、研究单位的国际性交流也在逐年递增，特别是在层序地层、沉积大地构造、微生物沉积作用、海洋沉积学、古气候沉积学等方面，成为这一时期国际交流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这些学术交流不仅丰富了不同层级的国际交流，而且彰显了中国沉积学与国际沉积学全面接轨的态势。
（三）学科教育和学术研究全面发展
20世纪60～70年代，正是国际地学革命高潮迭起、科学哲学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时期，而由于政治动荡，中国沉积学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在大部分时间基本处于瘫痪状态。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各地矿类高等院校及综合性大学地质系纷纷建立起培养沉积学高级人才的本科专业，这些专业主要包括沉积学、地质普查、岩石学、矿床学、石油地质、煤田地质、海洋地质等；自主编写的一批有关沉积学/沉积岩石学的高等教材也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陆续出版。与此同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始设立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据记载，沉积学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早分别于1978年、1982年入学，并分别于1981年、1985年获得国家正式颁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大批高素质的年轻沉积学者陆续走上科研和教学一线（加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归国的留学生），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新时期沉积学的研究发展和高等教育工作，也为中国沉积学与国际沉积学全面接轨、缩短中国与国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奠定了人才基础。
自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沉积学研究出现了老中青结合、生机勃勃、百舸争流的状态，并在沉积学各领域取得了多方面研究成果，发表了大批学术论著和译著，为国家建设乃至国际沉积学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其中不乏原创性、系统性或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如中国矿床沉积学及生物有机质作用的研究（叶连俊，1989，1998）、中国岩相古地理再造与编图（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武汉地质学院，1985）、中国黄土风成沉积成因及其古气候记录的研究（刘东生等，1978）、中国含油气盆地沉积学的研究（吴崇筠和薛叔浩，1992）、第四纪（Quaternary）风成石灰岩的研究（业治铮等，1985）、中国南方岩相古地理与复原图集编制（刘宝珺和许效松，1994）、碳酸盐岩-膏岩有机质沉积成岩与成油的研究（傅家谟等，1985）、中国边缘海沉积作用的研究（秦蕴珊和赵松龄，1985）、南海古海洋学和东亚季风的研究（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1989）、中国化石能源盆地沉积演化及其动力学的研究（李思田，1988）、大洋红层沉积及其古气候记录的研究（王成善和胡修棉，2005）。
显然，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中国的沉积学有了全面、飞跃的发展，已建立了基本完善、系统的教学和研究体系，且已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以中青年为主的富有活力的研究队伍。在应用沉积学领域，他们为中国的油气、煤炭、矿床勘探开发以及环境治理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同时在基础沉积学的多个领域，他们也已跻身国际前沿或已建立国际交流机制，这展现了中国沉积学学术水平和国家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同步（孙枢，2005）。总体上可以说，当今中国沉积学无论是在研究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正在与国际全面接轨，基础研究成果已经触及当代沉积学科的重大科学问题，并与实际相结合解决了国家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
四、中国沉积学核心实力提升和创新阶段（2010年以来）
2010年开始，我们提出中国沉积学进入了“核心实力提升和创新阶段”，这一提法主要基于如下事实和推论。
（1）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中国沉积学的全面发展阶段，也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总体高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经济增长，科技投入显著增大。相应地，至2010年前后，中国沉积学的国际学术论文数量、国际参与程度已经确立了其大国地位。但是，冷静看待这一现状，学界也普遍认识到我们的跟踪研究较多，创新性、国际引领性的研究极少。因此，如同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更改一样，中国沉积学核心实力的提升势在必行。当然，从沉积学大国向强国的转化，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必须认识到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任务异常艰巨。
（2）如前所述，经过几代沉积学家的努力，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的全面发展，中国沉积学已建立起完善、稳定的教学和研究体系，已形成了一支与国际沉积学全面接轨的研究队伍。
（3）2010年以来，中国的科研整体经费投入和国际学术论文数量已跻身世界前列，在多个自然科学学科领域，中国的科研成果已经占据领先地位；相应地，与沉积学密切相关的第四纪黄土、海洋沉积地质、古海洋、古气候，以及盆地动力学、沉积大地构造、盆地深层流体-岩石作用等研究在国际交流中也有不俗表现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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