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牢记“三个务必” 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
第一章
人间正道：中华民族的底气来自历史自信
循大道，至万里。记录与探究历史是人类理解自身的重要途径。马克思曾讲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历史的特质，一来持久，从未断裂；二来变化，流动不居。贵在“求其久”，重在“察其变”，中华民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历史的民族”“创造的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岀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最有底气拥有历史自信。
一、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灿烂的文明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于艰难中挺立，在困厄中奋发，锤炼出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独领风骚数千年，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独特的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如此辉煌并存续至今？近代为什么又一度落伍？其中有哪些因素，对未来的中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为了从历史的发展轨迹中探寻规律，以此作为判断未来走向的依据，我们先对基本概念作一简要解析。
（一）基本概念
中国。简单来讲，汉语中的“中国”一词，最早是指西周京畿（今洛阳）地区，后演变为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中国”以外则称为四夷，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夷”。“中国”同时又以“华夏”“中华”“中夏”“中原”“诸夏”“诸华”“神州”“九州”“海内”等代称出现。
华夏。“华夏”，单称“华”，或单称“夏”，春秋以后始见记载，是建立西周的姬姓之族的自称。至于“华夏”的含义，学者孔颖达解析：“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可见，“华”指服饰，在服饰华美、注重礼仪的周人眼中，以“华”表示自己文化习俗的美好。“夏”为“大”，这是指一定政治实体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一般来讲，只有经济发展，才会促进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进步。所以，“华夏”一词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文化。
中华。大约在魏晋时期，由“中国”与“华夏”复合而成的“中华”一词出现。“中华”在历史上曾专指汉族，这是由于华夏文化发达，遂以“中华”自称。《晋书·陈传》记载：“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这里以“中华”对“四海”，显然是承接“中国”的地理概念。从南北朝开始，“中华”一词已突破了“华夏”主要指汉族的局限，开始向包括中国各民族的词义发展。尽管华夷之别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但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对立渐渐淡化，“华夷一家”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
文化。《补亡诗·由仪》有云：“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里所用“文化”，是文治教化的意思。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在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而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这里的“自然”，不仅指存在于人身之外并与之对立的外在自然界，也指人类的本能、人的身体的各种自然属性。文化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它同时也改造“改造者”自身，即实践的人。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例如，一块天然的岩石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过人工打磨，便注入了人的价值观和劳动技能，从而进入“文化”范畴。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讲，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
文明。“文明”一词在《易经》中多次出现，如“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这里的“文明”是文采光明的意思。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文明之变迁，实为生产方式之变迁。关于“中华文明”，学界曾作过这样的表述：“是指包括当代56个民族以及曾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古代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
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纵向而言，从历史发展阶段看，文化是人类相对于动物状态的一种禀赋，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而文明是相对人类自己的野蛮状态而言的，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横向来看，一般说来，文化可包括积极的、消极的两个方面，而文明主要包含积极的内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道：“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显然，这里的“帝国主义文化”中的“文化”一词，是不能用“文明”来替换的。然而，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明”一词，可用“文化”代替。可见，“文化”的使用要比“文明”宽泛，正如学者王炜民所指出的：“传统文化包含有精华和糟粕两个方面，而文明则主要指进步、积极的内容。”
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唯一代表中国现代民族的共同体名称，是56个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多元一体的大家庭。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存在。根据学界的梳理和研究，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是20世纪初站在近代中国时代前列的梁启超。梁启超说：“中国民族之所以存在，因为中国文化存在。”由此便引申出广义的“中华民族”概念内涵，即所有认同中国国家和中华文明或自认是中华儿女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也就是说，广义的中华民族不仅包括定居在国内的中华民族成员，还包括虽因各种缘由移居海外但与中国和中华文化保持着这样那样联系的华侨华人及其后代。
（二）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
根据地下史料的发掘和研究，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有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遗址、7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文化遗存、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文化遗存。其中，元谋猿人和北京猿人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用火的古人类。恩格斯曾说：“就世界性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这是我国先民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除此之外，还有遍布全国多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这些丰富的文化遗存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中华文明发展链条，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大邦者下流。”从世界文明史的宏大视野来看，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古代世界文明史上处于领先地位，并且至少有五个高峰期或辉煌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第一个高峰期（距今一万年左右）。中国与环地中海地带是当时世界文明起源的东西两大源头。恩格斯曾说过：“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这说明农业是文明出现的重要保证。考古发现，当时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就已经开始出现原始农业活动的迹象。随后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超过了古代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对世界农业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还是世界上最大、最早的水果原产地之一，如桃、李、杏、梅、甜橙、甜瓜等。中唐的陆羽曾系统地编著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学专著《茶经》，因而被后人祀为“茶神”。
第二个高峰期（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炎黄时代）。世界文明形成期的四大原创文明主要是指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所谓原创文明，就是独立起源的文明，没有其他文明的帮助或扶持、完全自主的文明。炎黄时代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和生成期。商朝后期把中国青铜时代文明发展到高峰阶段，同时也把中华文明形成的铜制工具、书面文字、原始城市、原始国家的四大标志发展到一个大大高于炎黄时代起源期的新水平。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是文明形成的总体性标志。
第三个高峰期（公元前1000年前后）。标志物是中华文化出现了“三大元典”——《易经》《诗经》《尚书》。“三大元典”在古代世界文明中断期可谓一枝独秀，并且其经典的篇章、哲思的语言，往往能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中引起情感的共鸣。当时，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原创文明几乎都发生了中断、低落或逆转。
第四个高峰期（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这是中国有历史记载的、空前统一和强盛时期产生的高度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定型期，具有承前启后的伟大意义。当时中国既有“铁器革命—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城市革命—商业革命”，又有“老子道学—孔子儒学—孙子实学”，并由此引出了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在中国思想史、世界思想史上大放异彩。这一时期的最大历史成果，是逐步建立了具有民族文化基础的统一的古代民族国家——秦与汉。与单纯靠武力征服的西方强大帝国相比，中国秦、汉两代帝国的显著特点是有统一的民族文字、统一的民族文化、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大一统”的国家制度。汉朝还开通了丝绸之路，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黄金之路，为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艺术、经济、宗教等方面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五个高峰期（公元1000年前后的唐、宋、元时代）。宋代三大发明与文化复兴，这是中华文明的转型期。宋代经济、科技、文化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很多领域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其中有三项出现于宋代，分别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这三大发明不仅是对中国，更是对人类文明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西方“近代科学之父”培根曾说：“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可以说，在西方中世纪出现文化衰退之际，中国文化代表了当时的世界文明之光。
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乾坤一局棋。中华文明绵延发展，有独特的价值体系，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和近代工业革命脚步的加快，近代中国很快落伍了。故步自封的封建统治者仍然沉浸在往日辉煌所造就的奢梦之中，等待着“万国来仪”。不料，等来的却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几乎亡国的灭顶之灾。
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世所罕见
中国的近代史，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00多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世所罕见。因此，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苦难史、挨打史和落后史。
（一）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
鸦片战争，通常指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英国经常称其为第一次中英战争或“通商战争”。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白银作为流通领域里的硬通货，保持了币值的稳定，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中期。从清朝道光年间开始，随着鸦片流入数量的急剧增加，白银开始大量外流，政府和百姓的负担大大增加。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销毁总重量为2376254斤。林则徐等人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崇高精神成为激励后人的宝贵遗产。但是这一正义的历史事件，英国政府却以此为主要借口，在1840年6月，派出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封锁中国海口，鸦片战争由此开始。这次战争以中国失败、中英双方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而告终。接着，1843年10月，又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美国、法国等西方列强也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相继于1844年7月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10月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古老的中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等，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促进了小农经济的解体，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中国近代史在屈辱中开始。
（二）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列强通过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输出等各种手段，使中国逐渐坠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逐步形成了一种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畸形的社会形态。正如李鸿章曾在一封奏折中对此发出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哀叹。
军事侵略。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的大规模的武装侵华战争就有五次，即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其中，1856年，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把侵略的魔爪从沿海深入内地。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清政府惨遭失败。1900年，八国联军大举侵略中国，全面控制了清政府。在这期间，资本主义列强通常用战争和威胁手段获取侵略利益，然后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中以《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影响最大，构成了近代中国的“悲凉三部曲”。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签订《北京条约》，将香港岛对岸九龙半岛南端和昂船洲割让给英国；与葡萄牙订立《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允许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全岛及所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其中，通过这种方式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是沙皇俄国，共侵占151万多平方公里。列强们在侵占领土的基础上，还发展各自的势力范围，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福州、重庆等16个城市设立了30多个租界，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中国人民逐渐失去了最起码的生存条件。
政治控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俄、美等列强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馆。这些驻华公使，是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北京的，他们不是普通的外交官，而是清政府的“太上皇”。列强还直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管理权。近代海关的历史上，一共有5个外国人担任过总税务司一职，其中第二任英国人赫德任期长达45年之久。列强还把清政府改造成为他们统治中国的工具。1862年，清政府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与列强共同镇压了义和团运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完全成为他们驯服的工具。清政府在辛亥革命的打击下即将灭亡的时候，帝国主义又转而扶植袁世凯建立北洋军阀政府，继续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新工具。后来，蒋介石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外继续坚持妥协投降的方针，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由此可见，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过程，他们之间是互为工具和靠山的关系。
经济掠夺。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地贸易，而且必须经过官方指定的公行即“十三行”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相继开放广州、厦门、福州等地为通商口岸。陆路方面，清政府还向俄国开放伊犁、喀什噶尔等商埠。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为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从19世纪50年代起，外国人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殖民政策由直接掠夺为主变为以商品输出为主。《马关条约》签订以前，列强以商品输出和不等价交换的殖民贸易进行经济掠夺，又利用协定关税权、海关管理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免除子口税、在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权等一系列经济特权，高价销售其商品，廉价掠夺原料，还伴随着走私贩毒、掠夺华工的卑鄙勾当。《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列强又大力在中国开设银行，修筑铁路，开采矿山，投资设厂，以资本输出掠夺中国。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比起来，列强更直接地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攫取了更高额的利润。据统计，近百年时间，外国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掠去战争赔款和其他款项达白银1000亿两。其中《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8个不平等条约就勒索赔款19.53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总额的16倍。而日本仅通过《马关条约》勒索的赔款就达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日本国家财政4年半的收入。这一笔笔巨额赔款，一方面榨干了中国人民的膏血，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另一方面又成为列强进一步剥削和掠夺中国的资本，使中国成为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形成中国日益贫困的恶性循环，直接导致了清朝的灭亡。清朝灭亡之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的金融危机接连不断，追根溯源无不与近代史上这些巨额的战争赔款密切相关，这些巨额赔款掏空了国家的精气神，使之偶感风寒，便会病入膏肓、一病难起。
文化输出。列强的文化输出，有许多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传教士以“发展”中国文化事业为名，在中国建立各种类型的学校。学校聘请外国传教士主持教务，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宗教知识，其目的是培养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人才。各国基督教会还于1877年成立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为教会学校编写、出版教科书。1890年，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促进各教派之间的合作，增强其文化侵略的力量，实质上“中华教育会”以帮助“中国改革教育”为招牌，把它的魔爪伸向中国整个教育界，妄图全面控制中国教育权，使教育成为侵略中国的一条战线。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所谓的慈善机构，如医院、育婴堂，其目的是通过“善士”和“医生”接触广大人民群众，愚弄中国人民。传教士中的某些势力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为列强侵略制造舆论。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该刊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竟然鼓吹英国统治印度有12条好处，主张把英国的殖民统治经验搬到中国来。他们中的一些人，采用欺骗讹诈、强迫捐献、压价购买、强占垦地等手段霸占土地，建造教堂，剥削佃户，出租房产。有的还包揽词讼，包庇教徒中的不法分子，或者强迫中国教民抛弃中国传统礼俗，并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列强的野蛮侵略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在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人民持续奋起抗争，在中华民族反侵略历史上写下了英勇悲壮的篇章。
有些人讲，鸦片战争是“两片树叶”的战争，一片是茶叶，一片是鸦片，就是这样“两片树叶”改变了中国。这一说法有一点形象，但在沉重的历史面前，轻飘飘的“两片树叶”说辞太过不负责任，何况鸦片是罪、毒的工具“树叶”。探究内在原因，社会制度的腐败、科学技术落后、闭关锁国等教训一定要引以为戒。当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奉行丛林法则对中国持续不断的侵略，是近代中国落伍的根本原因。“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近代中国最惨痛的教训！每一名华夏子孙都应该记住这段屈辱史，它的存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列宁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三）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
结合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政治侵略、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的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体现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四者密切结合、互相联系，呈现出以下一些基本特征：第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第二，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同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第三，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地区内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第四，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产生，并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它的发展很缓慢，力量很软弱，而且它的大部分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第五，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和间接统治之下，加上中国地域广大以及在地方性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帝国主义列强还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分裂中国，使中国处于不统一状态。第六，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后来还加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因此，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其中有中华民族与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派系的矛盾、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争夺的矛盾，等等。在这些社会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对主要矛盾及其斗争贯穿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始终，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近代中国社会的这两对主要矛盾互相交织在一起，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一般来说，当资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中国内部各阶级，除一些叛国分子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外国侵略。这时，民族矛盾特别尖锐，阶级矛盾会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例如，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反帝运动、抗日战争都有过这种情形。而当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结成同盟，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共同压迫中国人民，尤其是封建主义统治特别残酷的时候，中国人民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盟，而斗争的矛头主要直接地指向中国的封建政权，这时阶级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
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演变，是上述两对主要矛盾互相交织和交替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伟大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主要矛盾及其激化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近代中国的两大主要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二者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辩证统一形成一个集合体。
三、伟大复兴令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孜孜以求
中国近代史是屈辱和苦难的历史，也是不断觉醒和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从中英鸦片战争失败，签订《南京条约》开始，中国从传统的“天朝上国”逐渐沦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和附庸，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不断加深。如何应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抵制侵略，保国保种，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时代课题。从根本上说，这一课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寻找到能够承担时代变革重任的主体力量，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充分动员。简而言之，就是要解决“依靠谁”“如何依靠”的问题。围绕这两个问题，近代的中国人民和有识之士纷纷展开了不同的尝试和探索，而真正的起点是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引 言 历史自信的生成逻辑、价值旨趣和核心要求…………001
第一章 人间正道：中华民族的底气来自历史自信014
一、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灿烂的文明015
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世所罕见022
三、伟大复兴令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孜孜以求031
四、 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带上实现伟大复兴的人间正道039
第二章 苦难辉煌：党的百年求索增加了历史自信049
一、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050
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伟大贡献054
三、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伟大贡献061
四、经受各种风险考验，铸造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优势066
第三章 历史交汇：站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076
一、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077
二、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080
三、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能力085
四、前所未有地面临“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局面088
第四章 反求诸己：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095
一、“大一统”的国家形态、治理智慧与现代元素096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一统”制度体系105
三、中国共产党“大一统”领导制度的整合与优化115
四、坚持自我革命，决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的厌倦情绪119
第五章 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中国之“的”129
一、大道之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30
二、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37
三、“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揭示144
四、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152
第六章 正确的道路从哪里来？从人民群众中来157
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158
二、识变：中国共产党人民中心论的历史沿革163
三、应变：中国共产党人民中心论的实践进路167
四、求变：中国共产党人民中心论的评判标准181
第七章 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从战略思维上看问题想问题187
一、战略思维决定中国共产党战略方向188
二、中国共产党战略思维的鲜明特征194
三、中国共产党战略思维的逻辑内蕴204
四、党员干部要全面提升运用战略思维能力214
第八章 守正创新：传承弘扬中华文明血脉222
一、文化底蕴使中华民族凝结为一个共同体223
二、中华文明复兴是历史的必然225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228
四、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234
第九章 备预不虞：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筑牢历史记忆241
一、历史的回顾242
二、历史的启示250
结束语 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2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