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们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和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物质形态还是精神形态，文化必然承载和凝结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对于自身生活境遇与道德理想的内在追寻与探索，这种追寻与探索体现的正是文化精神。它从各种现实的、思想的文化载体出发，逐渐凝练、概况和升华出某种具有共同本质的价值指向与精神内涵，成为指导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内在动力与规范，并随着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抑或说，文化精神是“一定文化创造出来，并成为该文化思想基础的东西”①，是对各种文化现象内在本质的一种凝结。
一般认为，西方文化往往从自然、物质和个体出发，其精神核心是强调人对于自然和世界的征服，强调个体的权利与地位，由此发展出重视科学、民主、自由的文化精神体系。中国文化精神则不然，它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与人、家庭与社会的统一，更加强调文化的道德伦理等精神层面的属性，更加强调文化对于生命价值的关切与体悟。这一精神内涵也得到了诸多文化学者的认同与发挥。
梁漱溟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提出，西方文化的长处在于“人对物”，中国文化的长处则是“人对人”②，由此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①，而中国文化则“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②。抑或说，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自身的和谐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理性核心之所在。
钱穆将中国文化精神概括为“生命的精神”，认为“文化是传统的、生命的，有个性，像是一个种，在其内里则必然附带有一番精神”③，即是说，文化是植根于民族血脉中的一种力量。
牟宗三致力于“历史之精神发展观”的研究，希望“恢复人类之光明，指出人类之常道”，在对中西方历史与文化精神的比较研究中，发见西方文化“基于科学、民主与偏至的宗教”，其生命力表现在“分解的尽理之精神”；而中国文化生命则-往是“综和的尽理之精神”和“综和的尽气之精神”，表现出“道德主体”与“艺术性主体”的结合，缺乏了西方文化所强调的“知性主体”，如果能够将两种文化生命结合起来，可能是实现“人类之前途，精神之大通”的“内在的有机发展”的途径。④诚然，中西文化的交流沟通，总是既有其基于文化特质的内在一致的“共同性”，也有其基于制度、地域和民族心理的难以逾越的“差异性”。
张岱年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的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将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归纳为四个方面，即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四者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形成了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自身关系的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思想体系。⑤这一思想体系更加关注文化的创造性和生命力，更加重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更加注重文化的人文关怀和各种文化的兼容并蓄。
张岂之从“人文化成”“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的创造与包容特质出发，提出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是“会通”精神。从历史线索看，易、儒、道、佛各家在经世致用、融会贯通的交流会通中不断传承与发展，成就了一部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发展史；从地域视角看，中国文化注重本土和域外思想文化的交流沟通，形成了一部始自“古丝绸之路”的源远流长的中外文明交流史；从民族视域看，各民族密切交流，互学互鉴，融合统一，在思想文化会通中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同时，从语言学来看，中国文化的名词术语也有其特点，也反映着互鉴与会通的理论特色。如：“儒学倡导人的自尊、自信、自律、自省等，表现出对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坚信不移。而道家则宣传自正、自化、自定、自胜、自见等，认为事物本来就是如此，人们的认识应当恢复其本来的面目。儒学与道家思想关于‘自’的论述和阐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文化对文化自信的坚定信念。”①中国文化的这种“会通”精神，强调包容、互信与统一，这正是其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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