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萌芽聚力：中国植物学会的诞生和早期发展（1933～1949年）
　　植物科学属于基础研究范畴，其基本任务是认识和揭示植物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尽管中国地域辽阔，植物种类繁多，但中国早期的植物学研究相当薄弱。19世纪末，随着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等相继出现，植物科学也开始萌芽。192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北平（现北京）成立，1933年中国植物学会（以下简称学会）在重庆北碚成立，凝科学之力、追强国之梦，发展植物科学是历史的必然。学会成立初期，通过举办年会、公开演讲，推进植物学研究的学术交流和植物学知识的传播，亦编译西文刊物，同时关注国际组织和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召开，我国植物学家也开始在国际植物学机构中担任要职，并发出中国声音。
　　**节 凝科学之力——中国学术团体的萌芽初露
　　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明末清初传入中国至晚清之时，虽经洋务运动推动，但远未被广为接受。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战败，震醒清政府，认识到强国不仅是船坚炮利，还有科学技术在各领域之运用。于是当时的清政府派遣学生赴东西洋留学，聘请外籍教师来华传授科学技术，西学遂在中国成为显学，传统的科举制度也随之被废除。
　　19世纪末，随着留学生的陆续归国，与科学技术相关的新式学堂、科学书刊、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等相继出现，包括 1895年成立的强学会、1902年成立的中国教育会、1905年成立的寰球中国学生会、1906年创办的世界社、1914年成立的中华博物研究会和中国科学社等。其中，由中国学生任鸿隽、周仁、秉志、赵元任、过探先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成立的中国科学社影响*为久远（图1-1）。在此之前，他们还在上海创办了《科学》杂志。
　　图1-1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部分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胡先骕、秉志、陈焕镛
　　中国素来以农立国，1917年中华农学会和中华森林会在上海成立。这两个学会影响深远，是现在中国农学会和中国林学会的前身。随着科学事业在中国广泛展开以及一些专业学科在中国的形成，相关从业人员达到一定规模，酝酿成立各类专业学会的呼声不断出现。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随后不同学科学会在20世纪30年代陆续成立，包括1932年成立的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化学会、1934年成立的中国动物学会以及1935年成立的中国数学会。中国植物学会正是在此时期酝酿并于1933年成立。
　　第二节 追强国之梦——中国植物学会的创立
　　一、近代中国植物学发展概况
　　学会是在近代中国植物学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成立的，受到西方植物学在中国传播的影响。西方植物学在中国传播起于1858年李善兰和韦廉臣等合译《植物学》一书的出版（上海墨海书馆）（图1-2）。其后，傅兰雅（John Fryer）于1890年翻译的《植物须知》和《植物图说》相继出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对中国植物学的早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图1-2 《植物学》书名题字
　　中国**本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译著
　　中国植物学教学始于1889年张之洞督粤时，聘请葛路模（Percy Groom）教授在广州水陆师学堂开设植物学课程。之后开设博物学课程的现代学堂兴起，留学日本回国学者多从事相关教职，一些专业学科，如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地理学等内容也纳入到博物学的教学之中。其时，社会对博物学的认识还很模糊，博物学的教学水平亦低。
　　诸多教会大学开始开设生物学系或开始讲授植物学课程，如东吴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等，分别由美籍教授祁天锡（N. Gist Gee）、史德蔚（A. N. Steward）、莫古礼（Floyd Alonzo McClure）主讲。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主任邹秉文支持下，秉志和胡先骕以科学救国之理念，集合陈焕镛、钱崇澍、陈桢等成立了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重点在采集动植物标本，培养学生和植物学人才。该生物系后演变为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现南京大学生物系），同时从事树木学教学与研究。之后，还有一些大学先后设立生物系，奠定了早期中国植物学教育的基础。
　　高等院校主要职责是教学和培养人才，真正将科学研究事业本土化，还需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1922年，秉志和胡先骕又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基本仿照美国费城韦斯特解剖学与生物学研究所而创设，关注于基础研究、标本采集和创办专刊；并与国外研究机构建立联系，交换标本、图书等。该所**任所长为秉志，设动物部和植物部，分别由秉志和胡先骕任主任。植物部有钱崇澍和陈焕镛等，动物部有陈桢等，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长江流域动植物资源调查和分类学研究，为编纂《中国动物志》和《中国植物志》做准备。其后，因胡先骕北上主持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主任由钱崇澍继任。彼时，在该所从事植物学研究者还有方文培、郑万钧、汪振儒、裴鉴、孙雄才、*仲湘和杨衔晋等。
　　中国地域辽阔，植物种类堪称繁杂，远非一个研究机构所能胜任。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积极倡导下，一些相关研究机构相继成立。192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北平成立，所长由秉志兼任，于1932年由胡先骕继任。该所致力于华北及云南植物研究，学者有唐进、秦仁昌、周汉藩、俞德浚、蔡希陶、王启无、周宗璜、王宗清等（图1-3）。1929年，在秉志、胡先骕协助之下，国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立，钱天鹤任主任，致力于长江流域及西南地区植物研究，秦仁昌、蒋英和裴鉴等先后在该馆植物部任职。其后，该所于1934年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1944年又拆分为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
　　图1-3 蔡希陶教授（左）考察采集植物标本（1932，云南）
　　1929年，陈焕镛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农科设立农林植物研究所并担任所长，致力于广东、广西及海南岛的植物研究，主要研究人员有蒋英、左景烈、何椿年和侯宽昭等。同年，留法学者刘慎谔于北平创办国立北平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致力于华北、西北植物研究，林镕、孔宪武、夏纬瑛、匡可任和钟补求等先后在该所任职。此后，一些与植物相关的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包括1933年在重庆北碚设立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1934年在江西庐山设立庐山森林植物园，1935年在广西梧州设立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和1938年在云南昆明设立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等。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众多大学生物系、森林系成立，并取得良好成绩，有些领域还赢得了国际声誉，使得生物学一举成为民国时期仅次于地质学之发达学科。植物学从业者逐渐增多，中国植物学会在此背景下成立也成为必然。
　　二、中国植物学会的成立
　　在学会成立之前，一些植物学研究者除加入中国科学社等综合性社团外，亦有成为中华农学会、中华森林会，甚至中国地质学会会员者。当多个植物学研究机构成立以及各大学开始设立生物系之后，从事植物学科研和教学的学者日渐增加。自1914年成立伊始，中国科学社每年举办年会，由各省（区、市）政府的支持召开。其时，中国许多植物学研究者均是中国科学社社员，一直积极参与中国科学社的各种活动。
　　1933年，中国科学社应四川实业家卢作孚邀请，于8月在重庆北碚举行了第十八次年会。会议对四川省的科技发展提出多项议案，胡先骕提出“建议四川当局组织四川富源调查利用委员会”的议案，得到广泛响应。其实，胡先骕到北碚参会还有一件酝酿已久的大事，即成立中国植物学会（图1-4）。胡先骕在会前已筹划组织成立中国植物学会，并约定发起人19名，即胡先骕、辛树帜、李继侗、张景钺、裴鉴、李良庆、严楚江、钱天鹤、董爽秋、叶雅阁、秦仁昌、钱崇澍、陈焕镛、钟心煊、刘慎谔、吴韫珍、陈嵘、张珽和林镕。
　　图1-4 中国植物学会的发起人和主要奠基者
　　自左至右：胡先骕、张景钺、钱崇澍、陈焕镛
　　1933年8月20日，由胡先骕召集在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召开了学会成立大会，胡先骕、裴鉴、何文俊、马心仪、俞德浚、陈邦杰、刘振书和李振翮等参加。会议对由胡先骕起草的《中国植物学会章程》进行审议，决定编印中文植物学季刊，推定胡先骕为总编辑，推举胡先骕、辛树帜和戴芳澜等4位会员为司选委员会委员，选举**届董事会，评议员及总编辑事宜。由于到会的人数较少，没有选举学会各职员，会长亦未产生。
　　1934年，第二届年会在江西庐山召开。会上修改并正式通过了《中国植物学会章程》（附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