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玉振，军事学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EMBA学术主任。曾任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副研究员、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著有《善战者说》《铁马秋风集》《管理的历史维度》《中国战略文化解析》《取胜之道》《曾国藩领导力十二讲》等作品，并翻译了《美国陆军领导力手册》等著作，主持和参与十余项国家及全军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先后获国家图书奖特别奖，军事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大学出版社学术著作一等奖，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优秀成果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双学位优秀教学奖、EMBA优秀教学奖等。

动荡时代的来临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类社会经历了太多的动荡：疫情的冲击，战争的影响，技术的变革，政策的调整，以及大国关系的紧张，民粹主义的兴起，国际格局的重组，传统秩序的崩溃等等。 我们正好处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那一波全球化的深度调整期。我们所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动荡与不确定，已经成为这个大变局时代最突出的特征。 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所处的战略环境就像爬山。山就在那个地方，是相对静止的、稳定的、可预期的。我们只要确立好方向，规划好路线，接下来就是如何好好执行了。途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挑战，但整体的计划是不需要有大的变化的。 今天这个动荡时代，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却变成了冲浪。浪的特点是动态的、不确定的，一波又一波，整个环境都是动荡而不确定的。 这种动荡和不确定，已经给企业管理者的心理与行为造成了多方面的冲击。 一是焦虑迷茫。人性天然是希望自己的行为和周边的环境是有序、可控、可预期的。动荡与不确定性会使我们陷入焦虑烦躁，迷茫沮丧，会有一种失控的感觉，会让我们陷入情绪化的反应。 二是急功近利。环境是不确定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人们就不愿意对未来进行长远的投入，人们只能抓住眼前可以抓住的东西，因此就会短视，甚至会陷入机会主义和短期行为。 三是随波逐流。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人会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会放弃主动把握和改变命运的努力，听凭环境的裹挟，随波逐流。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现实——今天所处的大变局时代，其本质就是动荡而不确定的，想回到过去那个相对确定的环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已经不可能。 重归管理的底层逻辑 在大变局的动荡而不确定环境中，我们很容易迷失自己。但不管我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越是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我们就越应该从长的历史时段、从管理的底层逻辑出发，去把握管理中决定组织命运的那些最基本的东西。 人类的历史从来就是一治一乱的交替，周期性的动荡从来是历史的基本特征。当我们把管理这一现象放到数千年的大历史中，当我们把视线从商业世界放宽到军队、政治、国家，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在再动荡的时代，也会有卓越的组织、长远的战略、优秀的领导，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成就的伟大功业。 晚清是一个极度动荡时代，但湘军这批人为什么能够成事？两位湘军将帅说的话，我非常喜欢。 一句是胡林翼说的：“世自乱而我心自治，斯为正道。”越是在动荡与混乱的时代，我们越应该找到自己内心确定的东西。 一句是罗泽南说的：“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在极其混乱的环境中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这才是真正有用的学问。 人是有能动性的。外在的环境固然是我们无法左右的，但即使是在最动荡的时代，好的领导和组织，也可以我命由我不由天。 胡林翼也好，罗泽南也好，当然也包括曾国藩，就是一批手无寸铁的书生，但是却在乱世之中，依然不为环境的动荡与压力而动摇。 一群人相激相劘，凭着“舍身卫道”的精神，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倔强，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以“而困而知、而勉而行”的意志，以“尚朴实、耐劳苦”的文化，以“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的战略定力，以“结硬寨、打呆仗”的作战原则，以“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管理风格，投身于挽狂澜于既倒的事业之中。 他们最终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心和意志力，勘破得失、勘破利害、勘破生死，名利不足辱其身，生死不足动其性，关键之地能站得住脚，途穷之日能定得住心，一步步扭转了整个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