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如果可可香奈儿是一名画家，那么或许会说，她创作生涯中的“俄罗斯时期”开始了，但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她不发一言。在恋人卡柏男孩意外早逝之后，她形单影只，习惯性地将自己隐藏在同伴身后。偶然间，她结识了热情的米西亚塞特，米西亚将她带入了文学与艺术圈，那是她之前不曾涉足也难以企及的世界。作家埃德蒙查尔斯胡后来写道：“没人知道她是谁，没人引荐过她，也没人听到她发表过什么言论，她只是旁观与聆听。”
这本书收集的语录，也许就是她在那个时期作为聆听者所酝酿的成果。当年那个站在米西亚身边的瘦小而沉默的女人，和后来出现在官方记述中的那个有着方下巴、薄嘴唇，身着套装的“女祭司”看起来相去甚远，后来的她谈吐自若、用词精准，沙哑的嗓音令人难忘。这两个“她”之间的距离，是一生的跨度与经历的积淀。
众所周知，“对立”在香奈儿女士的理念中极为关键，她自己也肯定这种观察。1967年，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那篇著名的文章《香奈儿与库雷热的较量》中也强调了这一点。香奈儿女士一生致力于变化无常的时尚世界。“每一年，时尚都会摧毁它刚爱上之物，它热爱它即将要摧毁之物。” 基于柏拉图式理想的女性美学，香奈儿女士追求风格的多变，探寻一条一以贯之的原则，围绕其进行精心构思。
在风格上对犀利与简洁的追求，同样影响了她的表达方式，正如巴特颇具讽刺意味地写道：“人们通常认为她具有‘伟大世纪’作家的权威和气派：优雅如拉辛，信奉詹森主义如帕斯卡尔（她曾引用他的言论），富于哲思如拉罗什福科（她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格言就是在模仿他），敏锐如塞维涅夫人，最后，叛逆如路易十四的堂姐，她借用了这位‘大小姐（Grande Mademoiselle）’的绰号与形象。”可以说，“大小姐”是她所处时代的产物：源于她早年就踏入的（上流）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礼仪，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渐渐淡出人们视线，直到70年代随着最后的幸存者一起消亡。
这种文化是基于她与作家们的分享所形成的——路易丝德维尔莫兰、保罗莫朗、埃德蒙查尔斯-胡、米歇尔代翁，她一个接一个地雇用这些作家，又很快地解雇他们，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成功地记录下了她的许多妙语。在保罗莫郎撰写的《香奈儿的态度》一书中，我们得以听到她的言论，并从中看到了她与作家精神层面的分享，他们都喜欢精炼的短语，都干脆利落。我们或许会认为她的话语已经被大幅度地修改润色过了，但莫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简单地记录他所听到的：共同的理念、品味、文化和价值观，无论好坏。香奈儿需要的只是一个传声筒，但他们都不符合她的品位。
卡尔拉格斐曾称自己为18世纪的爱好者，他和香奈儿女士一样喜爱用精心雕琢的短语或尖刻辛辣的评论来引发关注，提升话题度和热议度。相较于可可，他不那么强硬，更精于操控；可可厌倦与媒体周旋，他则乐此不疲，还善于将他的公众形象当作某种掩体来利用，同时他还不断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她的设计，从这个方面讲，他是这位“大小姐”的完美继承人。他是她最理想的诠释者，特别是当一个强大的时装公司正在不断扩大其帝国的边界之时，他为其保驾护航直到它具有现在所拥有的经济和文化意义，并且它的力量依然在不断增强。
1969年，香奈儿曾引发了一起舆论事件，她痛斥迷你裙，认为裸露膝盖（“丑陋的关节”）是“不礼貌”、“不体面”和“缺乏道德”的。我们无法想象她会对当今的世界作何反应，当随心所欲的裸露、不断美化的自恋、硅胶填充的身体、毫无意义的自拍，以及不可战胜的愚昧统治着我们的时代……当下与她所倡导的风格，她相信的不变、普世且永恒的品格早已背道而驰。风格本身不过是历史的玩具，除此之外，它什么都不是。
目录
前言：大小姐
可可谈可可
可可谈时尚
可可谈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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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谈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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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谈奢华
可可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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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谈可可
可可再谈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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