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人事剧变的时代，若将人类的行动加以观察，便可感到一种苦闷无能的情操。什么事情都好似由于群众犯了一桩巨大的谬误，而这个群众却是大家都参加着的，且大家都想阻止，指引这谬误，而实际上终于莫名其妙地受着谬误的行动的影响。普遍的失业呀，灾荒呀，人权剥夺呀，公开的杀人呀，生长在前几代的人，倒似乎已经从这些古代灾祸中解放出来了。在五十年中，西方民族曾避免掉这种最可悲的灾祸。为何我们这时代又要看到混乱与强暴重新抬头呢？这悲剧的原因之一，我以为是由于近代国家把组成纤维的基本细胞破坏了之故。
在原始的共产时代以后，一切文明社会的母细胞究竟是什么呢？在经济体系中，这母细胞是耕田的人借以糊口度日的小农庄，如果没有了这亲自喂猪养牛饲鸡割麦的农人，一个国家便不能生存。美洲正是一个悲惨的例子。它有最完美的工厂，最新式的机器，结果呢？一千三百万的失业者。为什么？因为这些太复杂的机器变得几乎不可思议了。人的精神追随不上它们的动作了。
并非美国没有农人，但它的巨大无比的农庄不受主人支配。堆积如山的麦和棉，教人怎能猜得到这些山会一下子变得太高了呢？在小农家，是有数干年的经验和眼前的需要安排好的，每一群自给自食的农人都确知他们的需要，遇着丰年，出产卖得掉，那么很好，可以买一件新衣，一件外套，一辆自由车。遇着歉收，那么，身外的购买减少些，但至少有得吃，可以活命。这一切由简单的本能统治着的初级社会，联合起来便形成稳重的机轴，调节着一个国家的行动。经济本体如此，社会本体亦是如此。
一般改革家，往往想建造一种社会，使别种情操来代替家庭情操，例如国家主义，革命情操，行伍或劳工的友谊等。在或长或短的时间距离中，家庭必改组一次。从柏拉图到奚特（Andre Gide），作家尽可诅咒家庭，可不能销毁它。短时期内，主义的攻击把它压倒了。精神上却接着起了恐慌，和经济恐慌一样不可避免，而人类重复向自然的结合乞取感情，有如向土地乞取粮食一般。
凡是想统治人类的人，无论是谁，必得把简单本能这大概念时时放在心上，它是社会底有力的调节器。最新的世界，必须建筑于饥饿、愿欲、母爱等等上面，方能期以稳固。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联合最难确立。无思想的行动是非人的。不担承现实底重量的思想，则常易不顾困难。它在超越一切疆域之外，建立起美妙的但是虚幻的王国。它可以使钱币解体；可以分散财富；可以改造风化；可以解放爱情。但现实没有死灭得那么快。不论是政治家或道德家，都不能把国家全部改造，正如外科医生不能重造人身组织一样。他们的责任，在于澄清现局，创造有利于回复健康的条件；他们都应得顾及自然律，让耐性的、确实的、强有力的生命，把已死的细胞神秘地重行构造。
在此，我们想把几千年来，好歹使人类不至堕入疯狂与混乱状态的几种制度加以研究。我们首先从夫妇说起。
拜仑有言：“可怕的是：既不能和女人一起过生活，也不能过没有女人的生活。”从这一句话里他已适当地提出了夫妇问题。男子既不能没有女人而生活，那末什么制度才使他和女人一起生活得很好呢？是一夫一妻制么？有史以来三千年中，人类对于结婚问题不断地提出或拥护或反对的论据。拉勃莱（Rabelais，1483？-1553）曾把这些意见汇集起来，在巴奴越（Panurge）向邦太葛吕哀（Pantagruel）征询关于结婚的意见的一章中，邦太葛吕哀答道：
“既然你掷了骰子，你已经下了命令，下了坚固的决心，那么，再也不要多说，只去实行便是。”
“是啊，”巴奴越说，“但没有获得你的忠告和同意之前，我不愿实行。”
“我表示同意，”邦太葛吕哀答道，“而且我劝你这样做。”
“可是，”巴奴越说，“如果你知道最好还是保留我的现状，不要翻什么新花样，我更爱不要结婚。”
“那么，你便不要结婚，”邦太葛吕哀答道。
“是啊，但是，”巴奴越说，“这样你要我终生孤独没有伴侣么？你知道苏罗门（Solomon）经典上说：孤独的人是不幸的。单身的男子永远没有像结婚的人所享到的那种幸福。”
P3-5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