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碑刻纹样研究的缘起及意义
一、碑刻纹样研究缘起
碑刻，广义上泛指刻石文字或图案，包括碑、建筑刻石、摩崖刻石、墓志、造像记、碣、经幢、塔铭等。中国历代碑刻包罗万象，浩如烟海，狭义上的碑刻是依据其使用功能进行划分的，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出土的文物，碑刻的发展史至少经历了两个大的演进阶段，即实用碑和刻字碑，其中刻字碑到了汉代才被划为不同的类别，如墓碑和祠庙碑。唐代之后，碑刻种类增多，出现了寺庙碑、纪念碑和记事碑等。狭义上的碑刻与其他类型的石刻文字如刻石、摩崖、石碣等是以同样形态并存的，即都是用儀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也正是碑刻易于留存的特性，使之成为历朝历代记述社会、文化资料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唐代取消了立碑的禁令之后，碑刻发展达到了全盛时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唐代不仅皇帝、朝廷大臣大规模地立碑，民间百姓也盛行立碑，他们利用碑刻来歌功颂德、铭人记事，加之碑不易损毁的特点，所以遗存非常丰富，实物资料非常多，为现代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文字学、宗教史和书法史等研究提供了原始的文字与图像记录。通过碑记及其拓本，我们可以获得文字信息，这为研究各朝代的文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还能够看到书法家的笔迹，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古代书法艺术；对其纹样的研究更能使我们借此透视中国传统纹样的变化特点，对今后中国传统纹样的实践运用也会起到指导性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部分皇室和大臣墓室的发掘给碑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碑刻研究也成为国内外研究的重要课题。笔者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就遇到不少日本、美国等国的研究者也在调研收集碑刻资料。国内学术界从不同学科视角对碑刻进行的研究已有相当成就，从查阅的文献资料来看，学术界对碑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碑刻上的书法和形制。然而从笔者到陕西、河南、山东、江苏、福建等地的碑林、寺庙、博物馆等调研收集的实物资料来看，古代碑刻上的纹样非常丰富，从*初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三圈晕纹到清代的复杂的动物纹和植物纹的组合，每个历史时期的碑刻纹样都反映了该时期的历史文化和审美特质。鉴于当前学术界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碑刻纹样进行系统研究的还较少，系统研究成果则更少，加之笔者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均从事艺术设计学方向的学习和研究，对中国纹样的装饰和设计涉及较多并有较深入的了解，故对碑刻纹样的研究权衡把握还是有些自己的看法的。
二、碑刻纹样研究意义
碑刻纹样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可分为“传”和“承”两个方面：“传”是指世代相传，如具有迥异特征的风俗道德、思想作风等。碑刻纹样是延续性的、传统的，无民族之分、畛域之分，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代表之一。“承”是指承接、联系、接连、承上启下。碑刻纹样的运用是传统文化内涵的具体体现，由于近代西学东渐的影响，几千年来一直传承和使用的传统纹样曾经一度被忽视，并淡出国人的视野，因此，碑刻纹样研究亟须引起重视并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树碑立传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表征之一，碑上所雕刻的纹样既有教育和纪念意义，使后代人为之敬仰并铭记于心，又增加了碑刻美感，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这些都是研究碑刻纹样的意义之所在。此外，碑刻艺术具有其自身独*的优越性，不但碑刻体量大、公众性强、装饰纹样丰富，而且经久保存，不容易损坏，便于置放在室外开阔之地，这些特点能够使传统文化留存更原始的状态，使后辈能够更清晰地梳理出中国传统碑刻文化的发生、发展，以及传承和演变的规律与进程。
第二节碑刻纹样研究的成果回顾
由于碑刻具有历史悠久且易于留存的特性，历史上亦有相当之研究。但概括而言，关于碑刻的研究，不同学科的研究思路大异其趣，如金石学和碑学研究碑刻文字、考古学研究出土碑刻的年代和遗物、文史学研究碑刻文化历史、艺术学研究碑刻视觉艺术及审美文化。但是，不管对碑刻从哪个角度进行研究，只要文字及纹样刊刻于碑石上，毫无疑问都是具有关联性的，因此，其他相关学科对碑刻的研究与碑刻纹样的研究是一体的。比如在谈到某一块碑时，文学研究者主要研究其文字的结构和内容，书法艺术者主要研究其刊刻书法的形式美，艺术设计者则主要研究整块碑的文字、纹样的布局，以及碑额、碑身、碑座的整体视觉效果。但无论怎样研究，它都是一块完整的碑，学科研究方向是相互关联的，不可能孤立地去研究某一个局部，如对碑刻纹样的研究与碑刻文字内容和墓主人的身份有关，所以在研究碑刻纹样时本应对前期各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整理。但鉴于其他各学科的相关成果太多，故此处略掉不作具体分析，仅对与本书研究关系*紧密的艺术学科方向的研究进行归类，具体如下。
艺术学对碑刻的研究主要针对碑刻的视觉艺术及其审美文化，这方面可见张鸿修对碑刻纹样的研究，但其研究以图片为主，而且其研究的实物大多源自陕西，研究地域相对单一，其研究成果主要有《唐代墓志纹饰选编》《隋唐石刻艺术》《龙集》《北朝石刻艺术》等①，以上关于碑刻纹样的研究都是整理的碑刻图片资料，而对理论的探讨则只在自序里进行了简略的概括，对古代碑刻纹样的理论缺乏深入研究。张广立编绘的《中国古代石刻纹样》一书对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石刻纹样用线条进行了描画，但没有对其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因此，该书只能对美术设计者和研究者提供图片上的参考价值。②李域铮编著的《陕西古代石刻艺术》是在其《西安碑林书法艺术》一书的基础上修改而成，《陕西古代石刻艺术》一书从陕西现存的众多石刻作品中精选出253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以文字与图片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陕西古代石刻艺术的不同风格，并详细介绍了石刻的时代、尺寸和收藏地等。该书主要以图片为主，理论上的研究明显不足。③中国文物研究所和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的《新中国出土墓志 陕西（一）》、中国文物研究所和重庆市博物馆编的《新中国出土墓志 重庆》收录了大量的墓志实物，图片旁边附有墓志的年代、纹样、形制大小、发掘地等，但没有对墓志进行详细的理论研究。
此外，对碑刻纹样的研究还有部分专题性论文，如刘天琪的《隋唐墓志盖题铭艺术研究》②、陈章龙的《北方宋墓装饰研究》③、贺梓城和张鸿修的《唐墓志刻饰》④、韩颖的《榆林和关中地区唐代生肖墓志纹饰的比对研究》⑤、周晓薇和王菁的《隋墓志所见山水花草纹饰与古代早期绘画史论的印证》⑥等。
本书研究碑刻纹样，所以将碑刻纹样与同时期其他器物的纹样进行了比较分析，故除了查阅碑刻相关研究之外，对其他器物装饰纹样的研究资料亦进行了关注，如织染纹样、陶瓷纹样、青铜纹样、金银器纹样及建筑纹样等。有关研究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中国纹样的特征和发展规律，这为深入研究碑刻纹样与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借鉴，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与碑刻纹样研究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以上关于各类纹样的研究成果，既有图谱，也有学术性论文和专著；既有专史性的系列著作，也有断代性的专题成果，还有中外纹样比较研究的尝试。例如，回顾编著的《世界装饰图案全集》⑦、田自秉等著的《中国纹样史》⑧、城一夫著的《东西方纹样比较》⑨、张道一主编的《中国图案大系》⑩、郭廉夫等主编的《中国纹样辞典》、缪良云编的《古风图案》、黄能馥和陈娟娟编著的《中国历代装饰纹样》、刘秋霖等编的《中华吉祥纹样图典》、张广立编绘的《中国古代青铜金银器纹饰》、陈振裕主编的《中国古代漆器造型纹饰》①、回顾著的《中国丝绸纹样史》②、芮传明和余太山著的《中西纹饰比较》③等。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纹样的专题研究有日益加强的趋势，如李姃恩的《北朝装饰纹样研究—5、6世纪中原北方地区石窟装饰纹样的考古学研究》④、张晓霞的《汉字与传统服饰及其装饰纹样关系的研究》《中国古代植物装饰纹样发展源流》⑤、陆军的《中国古陶瓷饰纹发展史论纲》⑥等。
概言之，关于碑刻的研究成果门类齐全、样式繁多、数量可观，从研究的不同目的、不同视角揭示了碑刻的研究价值。纵观各学科对碑刻的研究，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而各个学科因研究角度不同又互有差异，如金石学领域主要探讨碑的文字书法，通过史料来论证碑；史学领域通过碑上的文字来论述历朝文化；考古学和艺术学则通过将碑和史料相结合推断碑刻形制、书法、史料和纹样等。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和新碑刻的不断发现，对碑刻的研究依然有着广阔的空间，本书以图片为例分析碑刻纹样的变化特点和文化成因，从碑刻纹样的发生、发展出发，整体、系统地研究碑刻纹样的变化特点，从艺术设计的角度对碑刻纹样与文化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第三节碑刻纹样研究的范围及相关概念界定
一、碑刻纹样研究范围
前已述及，碑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对碑刻的界定和理解交织复杂，截至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而全面的界定。本书对碑刻研究范围的界定，原为古代碑刻纹样研究，将其限定于从汉代到清末的所有刻石、碑碣、墓志、画像石和建筑石刻等。笔者在对调研时收集的图片资料进行系统整理，以及整体地分析了图书馆的文献资料之后，发现我国碑刻相当丰富，但总体上碑刻的纹样主要集中于画像石、碑碣、墓志、石棺和造像碑上。由于建筑石刻包罗万象，要调研的难度太大，故首先排除之。又由于出土的有纹样的石棺相对较少，只有一些王宫贵族和大臣的石棺上雕刻有纹样，而且大多是北魏和唐代的石棺，其纹样与碑石纹样有异曲同工之处，无法进行多方面的对比研究，所以没有将石棺纹样纳入本书的研究视野。另外，由于学术界关于画像石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鉴于汉代部分出土的多为画像石，而少部分其他碑刻上亦只是文字，没有纹样，故本书在汉代章节加入了部分画像石纹样的研究。总体言之，本书以画像石、碑石、墓志和造像碑作为研究对象，这里的碑石包括碑额、碑身、碑座、碑阳、碑阴的工艺及纹样；墓志包括墓志盖的刹面、盔面和墓志底的纹样；造像碑则排除人物造像的研究，选取其上装饰纹样进行研究。
在时间维度上，本书限定于汉代至清末，因为从查阅的文献来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镇服各地方众臣和民众，采用刻石纪功的方式收服民心，公元前219年于邹县邹峄山刻“峄山碑”以颂秦德，于诸城刻“琅琊台刻石”，于泰山刻“封泰山碑”；公元前210年于会稽山刻“会稽山刻石”；等等，这些刻石都是只刻文字进行歌功颂德，没有纹样。然而到了西汉，由于墓葬制度得到极大发展，葬礼、墓园、墓室及随葬品都超越前代，尤其是墓碑在墓葬兴起的基础上得到了极大发展，这个时期出现的秦代纪功刻石，以及墓前石雕、坟坛、墓表、墓碣等墓地铭刻物是东汉墓碑产生的重要源头。进入东汉中后期，特别是桓灵之世，墓碑的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宋书 礼志二》曰：“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①东汉盛行厚葬，墓室中盛行画像石，画像石上的纹样运用得极为丰富，碑刻自汉代开始无论是功能、内容还是形制都得到了极大拓展。另外，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由于战乱，民不聊生，之前的碑刻很多遭到破坏，更别说出现新的碑刻了。所以本书在时间的界定上将汉代划定为研究的上限，将清末划定为研究的下限。
二、碑刻纹样相关概念界定
“纹”字在南朝编订的史书中出现得比较多，如《玉篇》（卷二十七系部）称：“纹，音文，绫纹也。”②《宋书》称：“戴五绦、五辫，著青纹裤襦，饰以朱粉。”③《南齐书 舆服志》称：“玉辂 锦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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