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本书提出了一种怎样的历史变迁理论？

A：我的历史变迁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竞争与竞争结果的制度化的辨证互动是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这一理论基于两个前提：首先，人类有着强烈的为了主导权而发生竞争和冲突的倾向，无论竞争的主体是个人还是集体；其次，人类竞争的手段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也可能是其中几种的组合，抑或是它们的全部。

·  经济权力源自人类对增强他们获取、改造、分配与消费自然物的能力之欲求；

·  军事权力源自人类的地域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组织性防卫的需要；

·  意识形态权力源自人类为其生活与行动的意义和正当性进行申辩和标榜的需要；

·  政治权力源自人类的社会属性，以及为了确保统治与合作而形成集中强制性规则的需要。

由这四种社会权力资源所构成的各种格局，不仅差异化地型塑了不同的人类竞争结构，而且也致使不同的社会机制占据主导地位，并导致不同的历史变迁型态。

Q：中国为何且如何由秦统一并发展出官僚制帝国？

A：东周末期，推崇绝对国家权力和把国家暴力合法化的法家思想成了盛行的政治哲学；军队被牢牢掌控在国家手中；商人无法将其财富转化为政治权力。自公元前5世纪末，战争需求、法家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这三个因素的相互协同作用主导了社会与历史的发展：残酷的战争有利于促使国家在其组织和行动中变得更加工具理性化；法家所强制推行的战时法令，增强了国家驾驭贵族以及强夺豪取民间资源的能力；那些更有能力践行工具理性原则，更彻底地推行法家之“法制”的国家便更有可能在激烈的诸侯国竞争中脱颖而出。正是这逐步坐大的国家权力，连同其他一些条件共同襄助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的霸业。

Q：早在西汉时期就被制度化的政治/文化结构何以展现了如此强的韧性，能够长盛不衰绵延至19世纪？

A：西汉初期的统治者从秦朝速朽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为中国造就了一种四种权力之间具有高度稳定关系的结晶——“儒法国家”，即将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融为一体、军事力量受到强烈控制、经济力量被边缘化的统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一方面，皇室遵奉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皇权自身也受到儒家文官系统的制约；但另一方面，体制内外的儒生都支持皇权统治，并为国家提供了择优选拔官员的来源，在被拣选成为各级官吏后，他们既用儒家道德，又用法家的法制和统治技术管理着整个国家。皇权与儒生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孕育了一个按照前现代的标准来说是非常强大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如此富有弹性和适应性，以至于历经无数挑战它还能顽强地存续下去，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

本书附八位全球顶级学者的书评，他们各自从历史社会学、经济史学、国际关系等研究视角出发展开讨论，赵鼎新亦撰文予以回应。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金世杰（Jack A.Goldstone）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约翰•霍尔（John Hall）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乔纳森•赫恩（Jonathan Hearn）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

理查德•拉赫曼（Richard Lachmann）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校区社会学系教授

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

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王国斌（R. Bin Wong）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