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道·中医》：
《三国演义》第十八回中，有一段贾诩智胜追曹军的故事，就饱含着军事辩证法的哲理。在安众一带，曹操用计谋打败了张（绣）、刘（表）联军。就在这时，忽报袁绍欲兴兵许都，曹操大惊，匆忙撤军，返回许都。书中写道：操得书心慌，即日回兵。细作报知张绣，绣欲追之。贾诩曰：“不可追也，追之必败。”刘表曰：“今日不追，坐失机会矣。”力劝绣引军万余同往追之。约行十余里，赶上曹军后队。曹军奋力接战，绣、表两军大败而还。绣谓诩曰：“不用公言，果有此败。”诩曰：“今可整兵再往追之。”绣与表俱曰：“今已败，奈何复追？”诩曰：“今番追去，必获大胜；如其不然，请斩吾首。”绣信之。刘表疑虑，不肯同往。绣乃自引一军往追。操兵果然大败，军马辎重，连路散弃而走。刘表问贾诩曰：“前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败；后以败卒击胜兵，而公日必克；究竟悉如公言。何其事不同而皆验也？愿公明教我。”诩曰：“此易知耳。将军虽善用兵，非曹操敌手。操军虽败，必有劲将为后殿，以防追兵；我兵虽锐，不能敌之也；故知必败。夫操之急于退兵者，必因许都有事；既破我追军之后，必轻车速回，不复为备；我乘其不备而更追之；故能胜也。”刘表、张绣俱服其高见。
下面我们来看《北史·姚僧垣传》记载的一个医案。梁武帝尝因发热服大黄，僧垣曰：“大黄快药，至尊年高，不宜轻用。”帝弗从，遂至危笃……梁元帝尝有心腹病，诸医皆请用平药，僧垣曰：“脉洪实，宜用大黄。”元帝从之，进汤讫，果下宿食，因而疾愈。
梁武帝病发热，自以为须服大黄，姚僧垣以为不宜，武帝不听而致病笃；元帝有心腹病，他医请用平药，姚僧垣据脉象认为宜用大黄，元帝从之而疾愈。同服一物，一愈一危，同样饱含着中医辩证法的哲理。
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此一时为是，彼一时为非，一切矛盾都随时间条件而变化。用药如用兵，中医就叫辨证论治。朱良春老中医在治疗风湿病时指出：临床上，在辨证无误的情况下，用药后可出现三种治疗反应，一是药后证减，二是药后平平，三是药后证剧。对于第一种情况，守方较易；对于第二种则守方较难，往往求效心切而改弦易辙；对于第三种情况则守方更难，往往遇此迷茫不解，杂药乱投。对药后证减者，不能简单地守方续进，而要根据某些症状的消退及主要病理变化的突出，进行个别药物的调整或次要药物的取舍，但基本方药不应有大的变化。对于药后平平者，多是证重药轻而致，虽守原方，然须重其制而用之（或加重主药用量，或再增主病药物），集中优势以攻顽克坚。药后证剧者，乃药力生效，外邪欲透之故，可守方续进，以待佳效。大量临床事实可证明此论（痹证专辑），对于药后证剧（就如第一次追击的失败），却蕴含着第二次追击胜利的因素，同样具有辩证法思想。
中医许多治法无处不充满着贾诩在追击中的辩证法。如中医伤寒和温病的治疗理论认为：伤寒热邪在里，劫烁津液，下之宜猛；伤寒大便溏，为邪已尽，不可再下。湿热温病，大便溏为邪未尽，必大便硬，乃为无湿，始不可再攻也。同样的大便溏，病因不同，治疗也不同，充满了辨证思维。
再如，《伤寒论》为中医的辨证论治思维奠定了基础。岳美中老中医说：《伤寒论》在辨证论治上，既掌握了客观存在的空间，又抓住了发展变化的时间，从哪里见得呢？比如一个太阳中风的病证，有一个针对性强的桂枝汤，不就可以解决得很好吗？为什么他又在桂枝汤的基础上，于后面拟出十几个方剂呢？宇宙间没有不变的事物，没有不发展的疾病，况且外感热性病属炎上的火，而中风证又体质素弱，抗病力不足，更容易起变化，不抓住它在时间上的运动，只静止孤立地掌握它在空间上的客观存在，会随时碰壁，捉襟见肘，穷于应付。仲景以高度的智慧，敏捷的手腕，抓住了疾病运动的时间，随病机以赴，毫不失时地加以分析问题，自使病无所遁，方无虚发。岳老的这段解说很形象地说明，《伤寒论》许多地方也充满着贾诩在追击曹军中的辩证法。
又如山西四大名医之一的李翰卿老中医对《伤寒论》303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有一段体会。李老说：二三日以上，这是从时间上让人辨别是否阴虚有热的一种方法。过去我对这名句话是不太注意的，往往一见心烦不卧就用此方，服过后效果不够满意。有一次我自己患本病很重，自己不能处方，中西药用了好多，效果均不太好。最后，一个朋友坚持主张服用此方，数剂后，疾病完全告愈。过了1年，又患此证，开始即服此药，2剂毫不见效。我的体质本来较弱，年龄75岁，从来不能服泻药，当时脉证如前，所不同者，自己不能考虑。因病难以忍受，放胆服增液承气，一剂其证霍然而愈。因此认为仲景“以上”二字是防止有虚中夹实之证存在，也从此更认识到辨证和实践的重要性。
李老此段认识更证实了岳美中老中医所说的，《伤寒论》在辨证论治上，既掌握了客观存在的空间，又抓住了发展变化的时间，更印证了中医许多地方充满着类似贾诩在追击中运用的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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