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切活动的场所。
在中国现存古代文献中，“地理”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其语云“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东汉大思想家王充对此解释道：“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中国古代将地理学称为舆地学或地志学，常附着于史学，史地不分家，有“左图右史”之说，是谓“以历史为经，以地理为纬”，其早期代表性文献有先秦时期的《尚书·禹贡》《山海经》等，学者代表性著作则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宋代祝穆的《方舆胜览》、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及至近代，中国地理学的眼界扩大至全球，代表者如魏源的《海国图志》，中西地理学渐趋接轨。
虽然古代没有“地缘政治”这一概念，但中国传统上即非常重视地理与国家安全、朝代兴衰的关系，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视为经邦济世的必备技能，并生发出许多利用地理条件定国安邦、角逐天下的思想策论，如春秋时期《孙子兵法》中的“九变”“九地”篇，以及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东汉末年的“三分天下”，乃至清末应对千年大变局的“海防塞防”论等，不一而足。
英文“地理”（geography）一词来自希腊语，意为“对地球的描述”（description of the earth）。有意思的是，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地理学被认为是一切学科之源。德国哲学家康德1756—1796年间曾在柯尼斯堡大学讲授自然地理，在每一年讲座开始时，他总要不厌其烦地论述地理学科的重要性，指出按时间对事物进行描述或分类的是历史学，而按地区对事物进行描述或分类的就是地理学。
一个国家在地理上的位置，是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定义。一切权力的争夺都发生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之内，杀伐决断、生死契阔，离不开具体的山川、河流、湖泊乃至汪洋大海。任何一个明智的决策者，都会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边界，也就是它的地理限制范围。拿破仑说过，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就等于了解它的外交政策。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张其昀先生也说，地理环境为一国外交政策之生根的土壤，欲知地面之植物，自非对其生根之土壤有深切之了解不可。
基于地理思考国家安全和外交斗争策略可谓源远流长，但地缘政治概念的诞生则要晚得多。一般认为，欧洲是现代地缘政治学的发源地。提出“生存空间”概念的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被公认为是第一位地缘政治学家，他于1882—1891年间发表三卷本巨著《人类地理学》，探索了各种自然特征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正是拉采尔的学生——瑞典人鲁道夫·克伦，由欧洲国家间的斗争历史和现实出发，创造了地缘政治（geopolitik）一词。可以说，一部欧洲近代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部地缘政治的斗争史。
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如此紧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直接决定一国的安危。地缘政治的概念由欧洲传至美国、日本等后起大国，并深刻塑造了很多人的思维方式，乃至转变为国家的决策行为，影响了历史走向。直至今日的欧美政坛，地缘政治的论调仍大行其道，例如有人便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诬称为“地缘政治的扩张野心”。

班农谬论

2017年12月16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师爷”、右翼保守派领头人物史蒂芬·班农，在日本东京“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大谈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其中一段议论中国“一带一路”的话格外让人印象深刻。他说：

“一带一路”是中国真正大胆的地缘政治扩张。19世纪和20世纪有三大地缘政治理论塑造了时代，其代表人物分别是麦金德、马汉和斯皮克曼。而“一带一路”的大胆之处，就是将这三大地缘政治理论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计划。
它结合了麦金德关于“谁控制了中亚腹地，谁就控制了世界岛，控制了世界岛就能控制世界”的理论。中国“一带一路”的扩张，是把中亚这些重要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用所谓“儒家重商主义”的市场模式把它们统一到一个市场中去。
“一带一路”还是马汉理论的产物，马汉的海权论是大英帝国和后来美国的战略基础，就是把海洋交通要道沿途的主要港口都连接起来。今天大家能看到中国人在波斯湾、吉布提、南中国海都在寻求控制港口，可以说，谁用海军、用港口控制了世界岛屿，谁就会控制世界。
中国人把麦金德和马汉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但是还有第三个实际上更加大胆的地缘理论，那就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知道他的人要少很多。他的理论是关于连接海洋到内陆的交通线，主张把侵略者“远拒”国门之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在南中国海不断地“远拒”，其目的就是让日本和美国无法发起大规模的入侵。

班农的上述“丰富联想”与“大胆假设”语惊四座。但问题是，在21世纪的今天，难道侵略扩张、拓荒殖民还是大国的崛起之道吗？疆域越大就越安全？国强一定称霸？对这些问题，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自会有不同的答案，它们都是出于各自的价值观与知识体系，并烙上了强烈的民族历史观念和国家利益诉求。
班农谬论，其来有自。西方人喜欢讲地缘战略，每片水域、每座山峰、每个城池，在拥有扩土殖民、大国争霸传统的西方战略家、统治者眼中，都有其军事政治价值。浓厚的地缘政治思想至今仍流淌在大西洋两岸一些政客的脑海中。美国卡特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退休后写过一本国际政治方面的书，名为《大棋局》，宣称世界的一国一地都是“大棋局”中的可用之子。名高望重者，如美国政坛大佬基辛格也难逃窠臼，2018年7月，他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警告“一个分裂的大西洋将带来严重后果”，“欧洲会变成‘欧亚大陆的附属物’，美国将成为一个地缘政治孤岛，夹在两个大洋之间”。2019年12月，德国前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履新欧盟委员会主席后，说得就更加直白，她发誓要将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打造为“地缘政治委员会”。即使到了2020年3月新冠肺炎病毒肆虐、欧洲疫情告急这样的危机时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仍发文称：“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援助意大利等国家抗击疫情，存在着地缘政治的成分。”
正因为“地缘政治”四个字深深烙在西方世界的观念之中，班农所谓的“‘一带一路’综合了三大地缘政治理论”一说，也就不难想见了。而众多西方政要学者惯用地缘政治的眼光看待中国的种种作为，不过是揽镜自照罢了。我们还是先看看班农提到的西方三大地缘理论是怎么回事吧。


海权·陆权·边缘地带

理论总是来源于其所属的时代。近代以来，西方迎来地理大发现，列强诸国随之扩土殖民，全球霸权的争夺第一次有了现实依据和可能。班农所比拟的西方三大地缘理论“海权论”“大陆腹地学说”“边缘地带论”相继粉墨登场，都是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焦点的智士产物。而思想一旦产生，便拥有了穿透时代的影响力，直至后世当今。
说到海权，不得不提影响历史走向的美国海权论之父——马汉。他1840年生于美国纽约西点，其父为西点军校的知名教授。马汉曾投身美国内战，但并无突出建树，战后长期担任美国海军军官，但仅是中校，级别并不高。1884年，美国海军部组建海军战争学院，正感前途迷茫的马汉因为出版过一本关于海军战术的小册子，受邀前往该院任教。为了讲好海军史这门课，马汉博览群书，在19世纪90年代相继写成传世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以及姊妹篇《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1793—1815年）》。
英国的海权优势是马汉两部著作的研究主题。英国是19世纪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彼时英国一位著名诗人汤马斯·坎贝尔写过一首诗，恰是对此的最好脚注：

大不列颠不需要堡垒，不需要峭壁上的灯塔，
她踏着如山巨浪前行，她的家就在大洋深处。

为何一个岛国能够长期称霸欧洲？马汉的基本论点是：从1688年到法国皇帝拿破仑战败，在英法长期战争中的每一阶段，都是制海权的得失决定胜负。海权的要义不是海上发生了什么，而是海上发生的事如何影响陆上事件的结局。他指出，不用在陆地上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仅凭控制海洋和欧洲以外的世界，英国即能确保胜利。他同时批评法国背向海洋而重视大陆，终至在与英国的争霸中败下阵来。
马汉以英国为参考样板，总结出影响国家海权的六个基本条件：地理位置、自然形态、领土范围、人口、民族性以及政府体系。英国之所以能发展成强大的海权国，是因为它同时具备上述六个条件：一是独特的地理位置，英国是欧陆之外的一个岛国；二是拥有良港的自然形态；三是领土范围足够提供必要物资，但不是大到难以防守；四是人口足以打造和供应海军装备；五是向海而生的民族性格；六是愿意支持发展和扩张海军的政府体系。在此基础上，马汉又指出海权得以实现的三大要素：一是生产及海外市场；二是海洋运输，即维护海上交通线，包括海军和商船队在内的海上力量；三是殖民地与海外基地，既可以扩大海外贸易，又可以借海外基地保护贸易拓展。马汉认为，正是因为英国还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其才成为称霸世界的海权国。简言之，海权论可以概括为两句话：谁拥有强大的海军、商船队，并掌握了全球海上要道，谁就掌握了海权；谁掌握了海权，谁就能称霸世界。
马汉的思想切中了时代的脉搏，踏准了海洋世纪的节拍。他明里是称颂英国的海权优势，暗里则是希望美国效法英国奋起直追，成为新的海洋霸主。欧美列强都深受其学说影响，当时的英国海军上将贝雷斯福德和德皇威廉二世都曾公开要求本国的海军军舰上“每舰必有”马汉著作。在美国，马汉也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曾做过海军部次长，后当选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便是其拥趸，国会议员辩论海军政策时也常搬出“马汉云云”。
正当海权论风光无限，英国人沉醉其中，做着“日不落帝国”美梦之时，英国一位地理学家却大唱反调，想要唤醒英国的迷梦，他就是麦金德。1902年，他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不列颠与不列颠海》（这是其名篇《历史的地理枢纽》的前奏），从全球着眼分析了英国的地理位置及其权力影响，并对英国的海洋霸权美梦发出悲观的预警：“所有帝国都有大限，不列颠帝国也不会例外。”不久之后，麦金德将其思想整理扩大，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大会上宣读后取名为《历史的地理枢纽》，刊发在1904年的《地理学报》杂志上。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文在学界、政界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麦金德指出，世界大开拓与广殖民的时代已经结束，一种“封闭性的世界政治体系”已经建立。他看到铁路为陆上强国带来新的力量，继而提出“大陆腹地学说”，将整个世界地理划分为三大块：一是枢纽地区，指欧亚大陆腹地，由流入北冰洋和里海、咸海的几大河流围成，这也是海权不能达到的地区；二是内新月地区，其紧邻枢纽地区，包括部分大陆性和部分海洋性的地区；三是外新月地区，其在最外面一圈，是完全的海洋性地区，由一些岛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组成。枢纽地区是陆权的天下，外新月地区则是海权的天下，陆权与海权发生碰撞的地带即是内新月地区。麦金德指出，欧亚大陆腹地这片以草原和沙漠为主的区域，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天然要塞，三面山系环绕，河流都流入内陆湖或北冰洋，海上势力无法触及这里。
1919年，麦金德又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大陆腹地学说”。他把欧亚大陆和非洲称为“世界岛”，世界岛占据了全球绝大部分的土地并承载了绝大部分的人口，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有了主宰世界的能力，任何海权国家都无法向世界岛的霸主挑战。他继而指出，只有控制“心脏地带”的强权，才能控制世界岛。现在人们常听到的“心脏地带”一词即由此发端。所谓“心脏地带”，实为枢纽地区的翻版，仍指那块有诸多地理屏障保护的欧亚大陆腹地，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地岬向东延伸2500千米到叶尼塞河大平原。因为东欧控制着“心脏地带”的门户，而“心脏地带”则是潜力无穷的安全堡垒，于是麦金德提出著名的三段论：“谁统治东欧，谁就支配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支配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支配世界。”
麦金德才华横溢，他掠过一切枝节问题，一笔勾画出世界地理政治学的宏大轮廓。他的这一主旨思想，既来源于大陆腹地国家对周边世界一再进行侵略的历史，也来源于德国取代俄国成为英国主要威胁的现实。彼时以英国为主的协约国已逐渐取得对同盟国的战场优势，胜利在望；但他认为，德国凭借优异的军事和管理才能，假以时日仍将有统治东欧，乃至欧亚大陆的危险。麦金德的陆权思想在英国不受青睐，却意外收获了德国战略家卡尔·豪斯霍费尔这一“粉丝”。豪斯霍费尔是德国纳粹战略观的代表，对纳粹的侵略政策有实际影响。1923年希特勒因参与啤酒馆政变被捕，豪斯霍费尔前去狱中探望，为他提供了地缘政治方面的学术简报。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详述了纳粹外交政策和所谓的“生存空间”，被外界认为出自豪斯霍费尔的思想。
麦金德“心脏地带”说引发的争议与挑战经久不息，其中最有力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