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绪论
1.1.背景和意义
1.1.1.国家战略需求
青藏高原生态环境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压力。在当前全球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环境、水资源、生态系统等总体趋好。而人类活动的影响则呈现正负两个方面。人口和经济增长、矿产资源开发、农牧业发展、城镇化、旅游业发展、交通设施建设和周边地区污染物排放等，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格局与功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作用已经严重影响了区域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制约了绿色丝绸之路的建设规划(陈德亮等，2015)。因此，解决青藏高原生态环境问题的核心是科学调控人类活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有效应对青藏高原未来生态环境变化，保障区域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需求。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确定了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和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等“两屏三带”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2005年国务院批准实施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200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总体目标均围绕系统构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确保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稳定性和良性循环状态，保障重要生态功能有效发挥，让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整治，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发挥青藏高原对全国乃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生态安全保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针对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作出指示，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藏要保护生态，要把中华水塔守好，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生态出问题得不偿失”。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的贺信中指出，“揭示青藏高原环境变化机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对推动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因此，本科考分队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建设美丽的青藏高原，让青藏高原各族群众生活更加幸福安康”的号召，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中定位于十大任务中的“人类活动影响与环境安全”和专题13“过去人类活动与环境效应”，通过调查青藏高原东西大通道的形成过程及人类的生存环境背景，厘清史前人类活动适应过程、机制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为青藏高原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历史借鉴，为守护好世界上*后一方净土、建设美丽的青藏高原，以及青藏高原各族群众生活更加幸福安康提供科技支撑。同时，所获得的调查结果可以作为文化和旅游发展的参考资料，为藏区文化建设及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的建立提供支持。
同时，近年的研究从遗传基因学、考古学和地理学等方面证明汉藏同源的事实，但现代人扩展过程中的分离和再融合过程中的缺环，还需要更多的环境考古方面的工作来填补。汉藏同源的文化认同可以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国家和地方稳定。
1.1.2.科学意义
本次科学考察研究具有如下科学意义。
1)加深对人类适应青藏高原过程的认识
青藏高原高寒缺氧环境是人类生存、生活的重大挑战，但考古研究表明至少在末次冰盛期期间(Zhangetal.，2018a)，就已经有人类在青藏高原上活动，并且在历史时期建立了如象雄王国、吐蕃王朝、古格王朝等，促进了丝绸之路发展、高原各民族的融合和社会发展。青藏高原上史前—早期金属时代社会发展动因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吸引了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东方学、地理学和古气候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关注。过去的全球变化研究计划(PastGlobalChanges，PAGES)是“未来地球”(FutureEarth)计划中的主要计划之一，其核心就是厘清历史时期人–环境相互作用，以期以古鉴今，探讨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与人类社会如何适应未来气候变化的问题。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藏东南人类活动遗迹及生存环境调查”科考分队2018年的科考区域以雅鲁藏布江流域中下游为主，调查人类遗迹分布的时空特征、动植物资源利用等，结合定量化的气候、环境变化记录，揭示青藏高原东西大通道的形成历史，借此了解史前人群生活、迁徙历史，以及对生存环境的影响，以古鉴今，为当前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2)促进自然与人文学科的交叉研究
从长时间尺度认识高原人–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与规律，是科学调控人类活动对高原环境的影响，有效保障高原生态环境安全的科学基础，是本次考察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的科学问题之一。对该问题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研究团队的合作，尤其是自然科学(如地理学、遗传学)和人文科学(考古学、历史学)的深入合作。以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扩散和迁徙历史的研究为例，该领域在近十年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连续发表在Nature、Science、PNAS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Zhaoetal.，2009；Yietal.，2010；Chenetal.，2015a，2019；Meyeretal.，2017)，这些研究分别是基于遗传学和考古学方法开展的。但截至目前，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仍匮乏，对这一重要科学问题的认识存在明显的争议。
针对这一不足，本科考分队集中了地质学、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植物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包括古环境重建、旧石器考古学、新石器考古、环境考古、沉积学、民族学等，力图通过深入的学科交叉，在史前人类向高原扩散的历史和模式方面的研究取得广泛认可的理论成果，打造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交叉合作研究的成功典范。这不仅符合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宗旨，还有助于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叉研究。本次综合科学考察，有望在揭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机理、解析高原环境变化及其原因、协调生存发展与环境变化关系等方面有所突破。
1.2.科考基础
1.2.1.人类活动遗迹调查
1.考古学研究
在考古学研究中，关于青藏地区开始有人类活动的年代认识并不统一。一种意见认为青藏地区存在旧石器晚期文化，如童恩正(1985)估计其年代应该在距今50ka；黄慰文(2001)依据小柴达木湖地点沉积物的测年结果认为应该在距今35ka。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早是与华北细小石器传统、华南细石器传统关系密切的人群，在全新世早期才进入青藏高原(汤惠生，1999，2011)。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兰州大学等与美国沙漠研究所、得克萨斯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科研单位合作，在青藏高原边缘地区进行了长期的野外考察，发现了一系列旧石器遗址，尤其是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海拔3000～4000m)发现了多处旧石器遗址和地点，并且获得了可靠的测年数据(BrantinghamandGao，2006；Madsonetal.，2006；Rhodeetal.，2007；仪明杰等，2011；侯光良等，2015)，结果显示古人类在距今30ka左右开始尝试向这些高海拔地区扩散，但直至距今15ka以后才有更多的人群迁徙至此。袁宝印等(2007)在藏北地区的色林错石器地点，对石制品原生地层中所采集的无机碳酸盐样品进行14C年代测定，认为石器的年代应该在距今40～30ka，该结论在尼阿底遗址得到了验证(Zhangetal.，2018b)。采用同样的方法，藏北各听石器地点的年代被认为在距今24ka(钱方等，1988)。西藏西部近年来发现的石器地点中不乏具有鲜明旧石器时代特征的地点，却被诸多学者忽视，而且在西藏西北部地区石器普遍为地表采集，缺乏层位及相关动植物遗存，对年代判断存在一定的难度。例如，日土县贡崩石器地点的石制品皆采自高出湖面约30m的第二阶地地表，阶地由以硅藻土为主的湖相地层构成，厚20m。经对硅藻土样的14C测定，硅藻土下部的绝对年代在距今23.5±1.2ka，上部在距今11.7±0.18ka，故认为贡崩石器的时代介于二者之间(房迎三等，2004)。还有学者(吕红亮，2011)根据这一数据和石器面貌推测距离不远的夏达错东北岸石器采集地点的年代，然而结果尚存争议。
藏南雅鲁藏布江流域至今缺乏早期人类活动年代的有力数据。已经发现的吉隆县哈东淌、却得淌、罗垄沟和仲巴县城北等地点皆属于地表采集(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1991；李永宪和霍巍，1994；李永宪，1992)，缺乏可信的原生层位剖面。在堆龙德庆县的曲桑地点的一处河谷钙化沉积坡上发现了19个人类手印、足印，并且在距离手足印约4m的地方发现一个局部被破坏的火塘遗迹(ZhangandLi，2002；Zhangetal.，2003)。通过对钙化沉积物中石英砂进行OSL释光测年，手足印的年代分别为距今21000±2100年、21700±2200年，火塘的年代为距今20600±2900年(ZhangandLi，2002)。Aldenderfer(2007)对该遗迹以铀系法测年，结果是距今3.2万～2.8万年。然而高星等(2008)曾指出，经过他们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联合复查，认为曲桑地点的火塘在距今5000年左右，手足印的年代可能会更晚。
根据文物普查结果，青藏高原大规模人类定居始于新石器—早期金属时代(青铜时代)。文物普查在这一地区发现的新石器和青铜文化遗址则多达7000余处(国家文物局，1996，2010，2011)，已获得14C测年数据累计超过200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2；Dongetal.，2013，2014；Chenetal.，2015a)。考古研究显示，青藏高原北部的新石器–青铜时代文化序列较为清楚，包括仰韶晚期文化(5500～5000calaBP)、马家窑文化(含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5300～4000calaBP)、齐家文化(4300～3600calaBP)、卡约文化(3600～2600calaBP)、诺木洪文化(3400～2700calaBP)和辛店文化(3400～2700calaBP)(谢端琚，2002)。
除了东北部地区，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起考古学文化序列，并且在新石器时代之后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上存在着许多缺环，还无法界定石器时代的终止时间。有学者提出西藏史前可能有过一个“早期金属时代”，年代上限在公元前一千纪，下限在公元6世纪，即吐蕃王朝兴起之前。这个概念大致可以包括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
雅鲁藏布江流域是新石器遗址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区之一，经文物普查已经发现数十个遗址，但是考古发掘和研究较少。目前已经发掘的只有腹心地区的拉萨曲贡、贡嘎县昌果沟和琼结县邦嘎遗址(傅大雄，2001；Guedesetal.，2014)。林芝、墨脱地区分别有一组新石器时代遗址。林芝地区仅都普遗址有过小规模试掘，出土陶片22片(丹扎，1990)。墨脱地区所见新石器遗物均为采集的磨制石器，器形以斧、锛、凿为主，多呈长条形，仅在墨脱村发现一些饰绳纹和刻划纹的夹砂红、灰陶片，目前对当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和年代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亟待开展工作。发掘过的几个遗址，尤其已经系统发表资料的曲贡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局，1999)，无疑树立起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标尺。另外，在藏东澜沧江流域的昌都卡若文化遗址也建立起藏东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标尺(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1985)。两把标尺为雅鲁藏布江地区的其他史前遗址研究提供了参照，有助于建立当地史前文化序列及时空框架。
已发现的早期金属时代的遗址要远远少于石器时代，以墓地和石构遗迹为主，后者可能与墓葬、祭祀等活动有关。在雅鲁藏布江地区已发掘的早期金属时代的遗址有曲贡晚期墓葬和雅砻河流域因基建出土的几处石室墓和石棺墓葬。在对林芝地区调查时清理过几处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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