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通过坦桑尼亚巴加莫约县（Bagamoyo District）及周边国家或地区两学年的田野调查，探索艾滋病广泛流行背后的社会文化过程。以往对艾滋病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三个，一是疾病视角，二是文化隐喻视角，三是社会结构视角。疾病视角是生物医学的专利，将艾滋病纳入病理学解释是其应有之义。艾滋病不仅仅是生物学现象，而且充满了文化想象力。在这个意义上，我基于田野调查中“邂逅”的种种艾滋病相关的身体表达、身体实践中的“隐喻”，来诠释“隐喻”背后承载的主体性。*同时，人们往往将艾滋病同不良生活方式、贫困、愚昧、缺乏道德联系在一起。社会结构视角的代表人物是医学人类学家保罗·法默（Paul Farmer），他提出“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认为艾滋病流行的背后是社会结构的后果，也是社会结构施之于身体的暴力，这些结构性因素包括阶层、性别、民族和年龄等等。但我一直期望从早已“疲劳性”的“结构”分析中抽离，挖掘主体性，揭开社会文化表达之“缄默”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