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伯韩，湖南长沙人，当代著名国学大师、语言学家。曾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汉字整理部副主任、汉字简化研究室主任、昆明《进修月刊》编辑、桂林《自学》月刊主编、《中国语文》编委等职，后于桂林师范学院任教。著有《通俗文化与语文》《中国文字的演变》《中国文法初阶》等六部语言学专著，以及《国学常识》《民主浅说》《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中国近百年史十讲》等二十余部人文社会科学普及读物。

《中国国学常识》搭建了一个国学知识体系的完整框架，内容包含了经学、史学、考古、考证、哲学、科学等12大国学门类，并评述了各学术派别及其代表人物，内容丰富，要点完备。本书用现代的视角，通俗的语言解读国学之博大精深，深入浅出，见解高妙，是传承多年的经典启蒙读物，是适合大众的国学入门书。

有国粹和国故。国粹两个字，似乎有点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物的意思，又似乎有点选择精粹部分而抛弃其他部分的意思，所以人们觉得不甚妥当，改称国故。国故，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不论精粹不精粹，过去的文献总是可宝贵的史料，都可包括在国故范围里面去，这样看起来，国故这个名词总算是公平而完备了。但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只能够代表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因此大家又想起用国故学的名称来代替它，最后又简化而称为国学。

可是这个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而我们所谓国学，从内容上看，也就是哲学、文学、史学等等的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的，而且事实上外国也已经有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人了，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世界公用的名称，如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类的名词呢？而且对于具有种种内容的学术，为什么不加以个别的名称而必须采用笼统的总名称呢？这都是值得考虑的。

但我们为了依从习惯，并且因为中国各科学术还没有整理清楚，和世界学术融合为一的缘故，只得仍旧采用国学这个名称。

四四、五经、十三经、四书

汉朝人尊重儒家古典著作称为经书，解“经”字意义为常道，相沿到现在。其实“经”的原意就是线，所谓经书就是线装书，古代记事书于竹简，事多一简不能尽，便连续记在数简上，其连系各简的线，就称为“经”，可见经不过是当时记载页数较多而又常须翻阅的书罢了，并没有其他的深意。

六经的名称，首先曾在《庄子》中发现。《庄子》及《礼记·经解篇》都以《诗》《书》《礼》《乐》《春秋》《易》为六经。班固《汉书·艺文志》称为六艺。但因《乐经》散失，只存《乐记》一篇，并入《礼经》中，于是有《五经》的名目。到唐朝时候，《春秋》按照《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分成三种，《礼经》也分为《周礼》《仪礼》《戴礼》（《礼记》）三种，立三传、三礼的称号，配合《易》《书》《诗》，称为九经。再到宋朝，把《尔雅》《孝经》《论语》《孟子》四种加上去，便叫做十三经。宋儒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印单行本，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给它们作详细注释，奉为儒家古典的精华，于是科举考试，必根据四书出题，而《论》《孟》《学》《庸》便成为小学生必读书了。

班固《艺文志》将儒家列入诸子，而把六经作为六艺，列在诸子之前，其用意是认为六经是古代官书，非儒家所能私有，而且六经是诸子百家的学术渊源，班志说得很明白。不过班氏将《论语》《孝经》列在六艺的末尾，即有特别尊重孔门本身著作的表示。总之，《易》《诗》《书》《春秋》《礼记》，如果依古文派经学家说，就并不是孔氏的私家著作，这个观点是一般有识见的学者应该承认的。

清章学诚（实斋）在《文史通义》上明白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已经说过《尚书》为记言之史，《春秋》为纪事之史，至于三礼，记载古时礼仪官制，则明明系制度史，《诗经》之《国风》为风俗史，《雅》《颂》则包含社会变革的许多故事传说，《易经》是卜筮之书，可算是宗教史、思想史材料，其中类乎神签的文字也包含了传说故事，所以全部都是史料。现在经书最完备的通行本是清朝阮元所刻的《十三经注疏》，卷帙很繁。除去注疏专印正文的有商务馆的《十三经白文》一厚册，颇便翻阅；以下把各种经书内容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