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伦理：文化强国建设的逻辑理路》：
从根本上来说，文化是“人化”，是人们生活的精神图像。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生活就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著名文化学者梁漱溟先生从文化比较学的视野出发，认为人类生活可以分为三种样法，由此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文化。他所说的三种生活样法是指当人们遇到生活问题时所采取的三种不同的态度和解决方式。这三种生活样法分别为人们面对问题时是“向前要要求”，抑或根据问题“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还是取消问题“转身向后去要求”。①鉴于此，他分析了中、西、印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他认为西方文化属于第一种生活样法，中国文化属于第二种生活样法，印度文化属于第三种生活样法。在此基础上他对比了三种文化的差异，特别是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进行了详细的勘辨。依据梁漱溟先生的分析，可把中国文化称为“伦理文化”，西方文化则可称为“非伦理文化”。二者虽然各有优缺点，但人类文化发展的最终方向必将是伦理文化的再造与复兴。梁漱溟先生从不同文化类型与价值取向，而不是从品质优劣或发展先后来理解中、西、印三种文化的差异，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以“民族主体性”为出发点树立文化自信，建设当代中国文化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因此，可以说人类文化发展方向及其演进趋势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风险产生的紧要背景。
一 “非伦理文化”的基本特色与表现形态
（一）非伦理文化的特色
依据梁漱溟先生的观点，西方人的生活走的是第一条路即向前的路向，由此形成的文化，与中国文化伦理色彩浓厚的特点相比，具有“非伦理性”的倾向。这样一种文化有三大“特色异采”即三大特点。一是征服自然的“异采”。西方文化在物质生活中表现出征服自然的“异采”，正是对自然向前奋斗的态度，由此形成了灿烂的物质文明，这正是对环境要求改造的结果。二是科学方法的“异采”。科学方法要求通过分析和观察来变更现状，反映的是向前追求，锐利迈往的态度。三是“德漠克拉西”（democracy）的“异采”，就是民主的“异采”。“德漠克拉西”是西方社会对于种种威权势力反抗奋斗争持出来的结果，反映了人对人所持有的向前要求的态度。①概言之，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这种文化反映在西方人生哲学中就是尚理智、主功利、主知识、主绝对，人与人之间相处也是理智计算、理智经营、理性至上。从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起初其宗教非常兴盛，后来遭受批评后失势，自身逐渐变化以应时需；形而上学起初很盛，后遭受批评，几至路绝，今犹在失势觅路中；后知识论甚盛，有掩盖一切之势，渐成哲学之中心问题。这些特点使西方文化与以“关系”为纽带的伦理文化存在诸多差异，显示出明显的“非伦理性”色彩。
（二）非伦理文化的优势
从非伦理文化的视角来看，梁漱溟先生认为西方文化有两样特长，也是它的两大优势。这两大优势一个是崇尚科学的方法，一个是重视人的“个性申展”和“社会性发展”。前一个在西方学术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后一个则在西方社会体现得非常明显。②由于崇拜科学的方法，西方文化带上了明显的“科学化”印迹。起初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只涉及自然界，其后扩展到“各种人事”，以至西方人在看待任何事物时都用科学的眼光。上到国家大政，下至社会琐事，都以科学的办法来处理，并形成了许多专门的学问。这反映出西方文化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崇拜和运用。以至于在处理相关问题的时候总是要去求一个客观公认的知识，因果必至的道理，多分可靠的规矩，而绝不凭个人直觉做主观判断。其突出表现在西方文化中，即便是在艺术领域也要追求“客观准程规矩”，由此发展出来的艺术也是科学化的。毫无疑问，科学理性在人类认识世界中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化建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人类文化发展史表明所有取代“非理性主义”的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最后都远不及“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运动”常常试图从思辨的思想、历史、情感、审美和自然科学中获得对世界的一般看法。在探寻认识的真谛时，他们常常凭运气在地上翻寻，而不愿做钻探的“找矿者”。“只有理性主义才在正确的地方有计划地挖掘。如果理性主义不能够找到富矿，那私密是由于其工具不允许它掘进得很深。”①当前，同样要看到理性的重要文化价值，但同时要避免“唯理性主义至上”的取向。由于重视人的“个性伸展”和“社会性的发展”，在西方社会这种特别的精神反映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公众事务中每个人都有参与做主的权利。第二个层面便是个人的私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利。唐君毅先生认为总体上的向上而向外的超越精神，求知中的理性活动精神，尊重个体自由意志的精神，学术文化研究中的多端发展精神是西方文化的优势所在。②这四种精神恰恰是中国文化之所缺。以文化比较学的视角了解“非伦理文化”的优长之处，有利于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找到不足，补齐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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