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绪论
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中国国有企业正积极探索存量资源重组式产权改革，并购成为中国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国资国企改革的三大要点是实施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提升国资国有企业改革成效、提高核心竞争力，五大任务是国资监管体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剥离办社会职能、聚焦主责主业、市场化经营机制，一个核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这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并购为途径提供了目标和可行路径，以产权主体多元化为契机，通过公司治理、资源整合和体制机制融合，创造企业价值。在企业并购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并购黑匣子——“并购损益之谜”（post-merger puzzle），并购交易事件能够为企业带来好的市场绩效，但难以创造企业价值。从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来看，如何通过并购整合实现所有权*优安排和释放制度红利是企业产权改革的焦点问题。近年来，并购中的信任与创新机制研究，已逐渐成为解释并购为何长短期绩效表现不一致、如何通过并购整合并购长短期绩效趋于一致的新研究视角。“混而不合”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共性难题，其中信任缺失阻碍创新能力提升可能是混合所有制并购创造企业价值的主要障碍，但这一视角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却鲜有系统性论述（Chen et al.，2014；李文贵和余明桂，2015）。基于上述理论与现实背景，本书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背景，根据并购动机、并购整合与企业价值创造之间的逻辑关系，拟在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并购整合中嵌入信任和创新机制，推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本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构建了基于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并购的信任与创新机制理论模型框架，深化了并购理论研究内容。基于组织行为与组织资本理论基础，在组织环境中突出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并购重组，以此构建诚信企业文化信任机制；基于战略并购等理论，在利益相关者利益*大化博弈推导的基础上，构建并购组织边界，从而构建利益相关者信任机制。揭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并购事件的资本市场获利诱因如何影响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机制建立，并直接影响并购企业短期市场绩效。在并购整合中，信任机制使并购创新能力提升对企业并购价值创造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这种信任机制来自企业内层的诚信文化而非外层的利益相关者共容利益，这有助于本书深化并购理论研究内容。同时，本书以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并购为研究背景，融合新制度经济学等多种理论，以信任机制为切入点，拓展行为财务领域研究，获取新的研究结论。围绕利益驱动下的信任机制，研究发现在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并购博弈中，收购方国有企业以收益*大化原则为定价策略出发点，但环境的复杂性和长期收益的不确定性使其行为是有限理性的（Givoly and Hayn，2000），交易定价根据预期市场超额报酬确定，从行为财务角度对并购如何创造市场绩效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此外，将客户、供应商、债权人与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信任融入其财务行为发生、变化的内在机制中，并以财务现象予以反映，分析基于信任的财务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此外，本书将信任机制和创新机制这两种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式制度相结合，拓展了非正式制度领域的研究。本书揭示了在我国具有新兴转轨特征的资本市场中，非正式制度帮助中国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并购交易过程中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以创造并购价值的可行性和重要性，不仅对理解转轨经济阶段中的中国资本市场并购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非正式制度的研究领域。并购企业获取信任并创造企业价值主要依靠并购交易与整合中的正式制度培育，同时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这对企业并购重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同时，本书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在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并购引入民营股权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仅是落实国家的政策精神，更是通过混合所有制发展经济，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国有企业并购民营企业之后，不仅能够直接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源和机会，扩大自身优势，而且能够借助并购这个机会对原有企业中存在的经营和管理问题进行调整，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被并购的民营企业也能实现保值增值，这对于双方来说是互益的。第六次并购浪潮以中国为主市场，以创新和技术核心竞争力并购为主要驱动力，这一次并购浪潮是中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实体经济增长的极好机会。中国国有企业根据自身的特点，以信任与创新为核心元素，建立企业诚信文化，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信任合作关系，在混合所有制并购整合中以创新能力提升为整合重点，化解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并购的“并购损益之谜”，促进并购创造企业价值，有助于微观个体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并购涉及并购双方当事人、给并购企业提供资金的股东和债权人，以及并购企业的供应商和买方。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背后必然有其动机和意图，动机和意图是基于利益预期而产生的，利益的实现程度又影响着并购企业的企业价值创造能力。识别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并购活动事前、事中和事后阶段，并购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的动机和利益预期，有助于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并购行为，引导并购通过创造企业价值实现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利益均衡，同时，有助于并购当事人识别获取信任和提升创新能力的长效机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管齐下，引导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并购规范健康发展。
本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新颖性和全面性。在规范研究方面，本书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从理论机制、指标构建、模型构建、实证研究、案例研究和效果评价等多层面展开。以国有经济理论、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战略并购理论为基点，从企业能力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创新相关理论等多种理论的角度，分析基于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并购的信任与创新机制。演绎法与归纳法相结合，以收购方国有企业宣告的并购事件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分析并购动机与并购中的信任机制、创新能力对企业并购价值创造的影响。通过比较、提炼中外并购研究的结论，梳理、分析国内外理论研究的差异，结合中国经济环境、制度环境与股票市场实际，归纳、构建适用于我国国情并促进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并购创造企业价值的信任与创新机制理论研究框架。同时，借助互联网、图书馆等平台，广泛搜集、整理和鉴别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并购、信任、创新相关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综合梳理分析文献，提炼代表性观点，并用文本分析提炼出文献的盲点和本书应补充研究的内容。同时，本书还运用扎根理论和个案研究、系统动力学和综合分析法、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理论、指标评价体系构建法和实证研究法对国有企业混合并购中的信任与创新机制开展多维度、多视角和多层次研究，旨在构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并购中的信任与创新问题分析框架，识别并购当事人信任对并购交易、利益相关者信任对企业创新能力及并购经济后果、并购当事人诚信文化对企业创新能力及并购经济后果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方式。
第2章 混合所有制经济、企业并购和国有企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国有经济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战略并购理论、契约经济学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非正式制度理论、企业能力理论、信任理论和创新理论共同构成了本书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发挥着主导作用，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本书将以此为切入点，基于国有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探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并购的价值创造。从本质上而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并购是一种战略并购，是国有企业为了实现特定的发展战略和增加企业的价值而采取的并购行为，其根本目的在于获取核心竞争力，而创新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并购和企业能力理论密不可分。新制度经济学是侧重于研究交易费用与制度本身的结构和安排的理论。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并购后，企业文化的整合和组织形式的选择均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指导密不可分。非正式制度侧重于环境、认知、文化等层面制度的研究，对组织中与人相关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组织的效率和经营绩效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在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并购资源整合和价值创造中，不可忽略非正式制度的指导作用。人类的交换活动、企业和社会的发展均离不开信任，创新可以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并购中的信任和创新的整合，均离不开创新理论和信任理论的指导。在不完全契约理论下设计信任和创新机制，可以探析信任和创新能力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并购价值创造的具体影响路径和效果。
2.1国有经济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相关理论
市场经济可以划分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个部分，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分别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二者的混合，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是对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国有经济、私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西方经济学家理论研究的热点。
2.1.1国有经济
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相适应。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有经济发挥着主导作用，可以引导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调控经济运行的态势。
1.马克思主义主要观点
马克思在展现公有制经济的优势之前，先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外在表现及其不断激化的必然性，全面论述了公有制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对应物必将取而代之的历史趋势。随着公有制经济的建立，社会的生产、分配和运行方式将发生巨大的改变，商品的生产将由社会进行统一的组织和安排。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和公共管理职能，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国有经济是改造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后，需要逐步掌握铁路运输、国家银行等重要领域的控制权。
随着对公有制经济认识的深入，结合传统所有制理论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背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国有制经济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将国有制视为所有制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认为国有制不具备阶级性，也不是区分社会形态的关键标志。国有制经济理论认为，国有制*先出现在私有制的社会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化分工日益细致，国有制也必将不断发展、健全和完善。随后，结合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具体实践，列宁进一步深化了国有制经济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理论。列宁意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有制和国有经济的讨论，是建立在成熟的社会主义状态的基础上的，但这并不适合处于社会主义基础薄弱、经济社会文化仍较为落后的俄国。列宁认为，需要结合社会生产水平量身制定适合本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从而推动国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国有经济需要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
2.西方经济学主要观点
长期以来，西方政治和学术领域对于国家政府部门是否应该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存在较大争议。国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路径一直都是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西方关于国有经济的讨论*早源于亚当 斯密，他虽然并未明确提出国有经济或公共产品的定义，但意识到了市场经济和私人资本投资存在的局限性。密尔将政府的职能划分为“政府必须行使的职能”和“政府可选择行使的职能”两类，认为政府必须行使的职能是指与政府这一概念密切相关的职能；对于政府而言，可选择行使的职能同样重要。密尔认为政府职能范围广泛，更加具体和现实地论述了政府干预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凯恩斯分析了市场经济具有的局限性，认为应该扩大政府部门的职能、增强政府部门对市场的干预。与此同时，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将国有化视为宏观调控经济、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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